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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在《东方早报》当文化记者。那年很幸运,我成为全球十二个正式得到瑞典外交部邀请的记者之一,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周的活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约翰·库切,就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在斯德哥尔摩买了几部库切的作品请他签名,回国后,有一次单位去莫干山度假,我带了他的Youth,国内译成《青春》。那本书写的是他年轻时的心路历程,那种青春期的烦闷和苦楚引起我很多共鸣。库切说出了许多我自己确凿地感受到、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情绪。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就看了很多英文小说。
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我翻译了第一部作品,《维纳斯的诞生》,在译后记留了电子邮箱。隔年书出版,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李老师,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容易读的翻译小说,读其他外国图书,很多时候都看不进去,你还有其他作品吗,我要去买来看看。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觉得外国小说难读的,并不只有小时候的我。再过一年,我翻译的第二本书出版,就是《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卖得很好,给我写信的读者更多,说的也都还是那些话,有些读者甚至说,他们本来不看翻译文学,但我的译著让他们对外国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些读者的来信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我已经离开《东方早报》,到了上海某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就在上海书城楼上,我常常趁午休到书城去,观察读者买书的行为,翻看各种版本的名著。很快我就明白了问题所在,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名著译本,翻译质量都是很成问题的,有些甚至可以用错漏百出、不堪入目来形容。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有个疑问:真的是李继宏说的这样吗?翻译这些名著的人,有些可是很著名的翻译家呀。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元,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个行业,在认识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时,只能借助一些常见的说法和观念。但这些说法和观念,往往是错误的,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在出版社工作,接触到许多所谓名家的译稿。译稿跟读者看到的书稿是不同的,因为中间会经过编辑的加工。有些译者名气和年纪都很大,但交过来的译稿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本小说叫做《在路上》,译者也蛮有名气,可是读者的反馈很糟糕,你到亚马逊上看,平均评价只有三点七星,这个评分系统的满分是五星,我翻译的《小王子》得到的结果是四点七星,将近满分,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有些人没看过书恶意去打一颗星的情况下取得的。谈到这本《在路上》,有的读者比较客气,说“翻译得不够好”,有的不太客气,说“翻译很烂”,还有的非常不客气,说“翻译得真像一坨屎”。当然我不提倡后面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粗鲁了。但这些读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已经是编辑花了很多心血加工后的成果。我是看到编辑稿的,改得密密麻麻,简直是怵目惊心。如果那些读者看到译者的原稿,也许会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不只这本小说,很多译著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总共两年,一年在前面说到那个出版社当编辑室主任,一年在某个出版公司当内容总监。这两年让我了解到一些所谓翻译名家的真实水平。
回到刚才说的名著翻译质量普遍很差的问题上来。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我最早发现的。大家知道,以前有个翻译家叫傅雷,是南汇人,搞法语翻译的,比较有名气。有人把他谈翻译的书信和杂文编成一本书,叫做《傅雷谈翻译》。这本书收录了傅雷在1951年9月14日写的一封信,信里说到当时出版的译著:“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傅雷这句话虽然是在六十多年说的,但对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译本来说也是适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应该像傅雷那样,责怪以前的翻译工作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吗?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水平低下,或者甚至像在亚马逊上发表评论的读者那样,对他们破口大骂吗?其实原因不在这里。如果只是一两本名著的翻译很糟糕,其他的都很好,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个别译者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一种名著译本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主要原因肯定不在那些翻译工作者本身。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时代的限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译本,大多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以前翻译的,比如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在1949年就出版了,傅惟慈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吴劳翻译的《老人与海》,上海图书馆收藏着1987年的版本。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决定了它们是过时的,是错漏百出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和外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别少,这导致以前的译者无法彻底理解外国名著中涉及的器物、制度、风俗、地理和思想观念。在以往的名著中,这几个方面的错误译法或者说过时译法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月亮与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写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eaulait。因为现在像上海、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到处都是面包房和咖啡厅,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面包或者说牛角面包,caféaulait是欧蕾咖啡,它们对法国人来说,相当于中国人的油条和豆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厅是很罕见的,只有王府井那边的起士林等少数几家,而且起士林还是俄罗斯餐厅,不是法国餐厅,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aulait是什么东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词典,发现croissant的解释是arichcrescent-shapedroll,而caféaulait的解释是coffeeandmilk,所以他就翻译成“月牙形小面包”和“咖啡牛奶”。有些人也许觉得这没有错,但这其实等于把“油条”说成“棍状油炸粗面条”,把“豆浆”说成“用水冲调的黄豆粉”。又比如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菲兹杰拉德说到主角很喜欢在纽约的thefifthavenue散步。有个版本把它翻译成“五号路”,另外的版本译成“五号大街”。你说他们错了吗?好像也没有。但你问现在的读者,你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或者“五号大街”是什么地方吗?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大道”。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面说,在获得视力的第二天,她要去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现在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首都艺术博物馆”。这当然是很可笑的,因为这么译,读者可能会以为这个博物馆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但其实它是在纽约,而且metropolitan并不是首都的意思,现在通行的译法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以要是只看以前的名著译本,你也许会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有一个首都艺术博物馆,但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种和时代脱节的错误翻译或者过时翻译,在各种名著版本中比比皆是,限于时间,就不举更多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