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新荣
明清史2007．5
     内容提要：本文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以贡赐贸易为中心，对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明代／哈密／贡赐贸易
明成祖永乐初年，明王朝置羁縻卫所于哈密，以哈密忠顺王及其部属管理卫所事务。与此同时，哈密忠顺王及其部属频繁入关朝贡，明朝则照章赏赐来朝使者。这种朝贡一赏赐关系几乎贯穿哈密卫始终，甚至形成了一项制度。然而，哈密与中原地区的这种贡赐贸易关系，似乎仅有陈高华先生的简略介绍①以及关连吉先生的相关论述②，尚不见专门的研究论文。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推进明代民族史、西北边疆史的研究。为便于论述，拟分哈密建卫前、哈密建卫至成化八年以及成化九年哈密卫内迁后三个时期进行探讨。

一、哈密建卫前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
     入明之后，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哈梅里(即哈密)贡使回回阿老丁，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乙酉朔“来朝贡马”，明太祖“诏赐文绮”③。此后哈密使臣每次来朝所带贡品中，几乎都有马匹。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乙未(初三)，哈梅里王兀纳失里遣长史阿思兰沙、马黑木沙来贡马④。大概阿思兰沙和马黑木沙此行了解到明朝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从事马匹的贸易有利可图。于是，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于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戊午(初一)遣使，请于明朝西北边外的延安、绥德、平凉、宁夏等地以马互市⑤。虽然，此事未果而终，但反映出哈梅里王兀纳失里以马匹与明朝贸易的愿望。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二十五日)，哈梅里兀纳失里王又遣回回哈只阿里等来朝贡马46匹、骡16只。明太祖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⑥。
     明成祖即位后，“遣使臣亦卜刺金等赍诏往哈密抚谕，且许其以马入中国市易”。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甲午(二丯十日)，兀纳失里王之弟安克帖木儿遣使臣马哈木沙、浑都思等来朝，除了贡马l90匹外，还带来了市易马4740匹。明成祖“命悉官偿其值”⑦，并赏赐“马哈木沙、浑都思等金织文绮衣各一袭，钞各百锭，及聍丝表里等物，仍命礼部赐安克帖木儿银百两，紵丝十表里。”⑧可见，这次哈密贡使入朝带来了数量庞大的马匹，其用马匹换取中原物品的目的如愿以偿，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回赐品。与此同时，明军从所贡市易马中“选良者十匹入御马监，余以给守边骑士”⑨，达到了补充军马的目的。
     一般认为贡物的酬值高于贡物本身，但酬值的确定亦当以贡物本身的价值为标准。日丯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认为：“朝贡的特征，首先在对贡物的回赐上实际上采取了等价的支付，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易活动。”⑩马匹有良莠之分，其价应有高下之别，既然贡马的价格应采取等价的原则，市易马更应如此。以上所述哈密与明朝的诸次贡赐、市易贸易，《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都未明确记载酬值。我们不妨参照同期来自西北、西域等与哈密毗邻地区的贡马、市易马交易的酬值，来研究哈密贡马、市易马的价格。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撒马儿罕遣回回阿剌马丹等二十人来贡马240余匹。赐钞五千九百余锭”⑾；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撒马儿罕遣回回札鲁刺等一百九十一人来朝贡马一千九十五匹。诏赐钞二万五千一百九十锭。”⑿据上可知，平均每匹马值钞24．58锭和23锭。一般认为，钞1锭为5贯⒀。如据此折算，则平均每匹马值钞123贯和115贯。

     另据《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壬戌(十六日)条载：
     西北诸夷各遣入朝，贡马及方物。上以其远至，且旧所定马直薄，命礼部第马之高下增给之。上马每匹钞千贯，中马八百贯，下马五百贯。[22]

     显然，洪武永乐之际的马价较前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当是一种特例，一方面与宝钞不断贬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靖难之役”内丯战，军马损耗严重有关。据《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十八日)条载：“上问兵部尚书刘俊曰：‘今天下畜丯马几何?’俊对曰：‘比年以兵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23]。可见，兵部所掌握的军马数量很少。又，据同书卷29，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丙寅(二丯十五日)条载：


     安定卫指挥朵儿只束等来丯朝，自陈愿纳差发马五百匹。命河州卫指挥佥事康寿往受之。寿言：“必里、罕东等卫所纳马其直皆河州军民丯丯运茶与之。今安定卫遥远，运恭(茶)甚至难，请给布绢为便。”上曰：“诸番市马皆用茶，已著为令。今安定卫来朝之初，自愿纳马，其意可嘉，姑以绢布给之，后仍以茶为直。”于是，上马给绢二匹，布二匹；中马绢一匹，布二匹；下马绢一匹，布一匹。[24]
     据上可知，不论是贡马，还是市易马，均分上、中、下三等。哈密卫与安定卫毗邻，马匹的品质相似，我们由此推测，哈密的贡马、市易马的价格可能亦与之相当。
     质言之，哈密建卫前与明朝的数次贡赐贸易，贡马的数量远小于市易马，似乎是以市易马为主的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关系具有双方各取所需的经济互补的特点。

     永乐四年哈密卫建立后，因“忠顺王之在哈密，遥控诸番，以奠西裔，传报夷情，多有劳勋”[29]，其贡使“比岁朝贡”，明朝政府“悉加优赐，其使臣皆增秩授官”[30]。贡使所献贡物，除了可以得到与等价或略高的绢匹、彩段的“回赐”外，依例还可以获得明朝赏赐的绢、彩段等丝织品，同时还被允许购进茶叶、铁锅、瓷器等物[31]。以上诸物皆“彼之难得，日用之不可缺者”[32]。史称一次“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33]。加之，永乐九年(1411年)十月，封哈密忠顺王脱脱从弟“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34]，自此，哈密“二王并贡，岁或三四至”[35]。因之，永乐、宣德、正统三朝，哈密卫贡使来朝次数和人数不断增加，年均入贡次数居高不下。
     然而，景泰年间(1450～1456年)，哈密卫年均入贡次数突然大幅下降，似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的政局有关。
     “土木之变”后，明朝在应对瓦剌侵扰的同时，对与瓦刺关系暧昧的哈密卫采取了惩治性措施。据《明英宗实录》卷219，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己丑(二十九日)条载：
    哈密地面遣使臣捏列沙等……来朝，贡驼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表里、青红布绢等物。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奏：乞升指挥捏列沙等职。兵部议：“哈密世受国恩，不能思报，乃阳为尊事朝廷，阴则交通北虏，漏泄事机，以构边患。今虽服罪来朝，终是心怀谲诈，若又滥与升职，则是恩加有罪，赏出无功。宜不允所奏，待其有功而后升赏。”从之。[36]
    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对哈密忠顺王提请升授部下头目以职，几乎皆予恩准，而此次不准，实为对哈密“世受国恩，不能思报，乃阳为尊事朝廷，阴则交通北虏”之行为的惩罚。故史称“终景泰世，使臣无授官者”[37]。这一惩治性举措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哈密卫朝贡事宜，因此，景泰四年(1453年)至景泰七年，《明英宗实录》仅载有三批哈密卫朝贡使臣实例[38]，其中景泰五年、七年不载哈密卫朝贡人员来朝实例。但是，英宗复辟后的天顺朝时期，哈密卫贡使年均入贡次数又回升至永乐、正统朝时期的水平。何以如此？

     明代宗景泰五年，瓦剌内乱，其酋也先被杀[39]，自是“瓦刺衰，部属分散”[40]。明英宗天顺年间，乜克力部的癿加思兰率部“移近哈密城外巴儿思渴地方驻扎，自是渐犯边”[41]。巴儿思渴即今哈密北面的巴里坤一带。天顺四年(1460年)哈密忠顺王卜列革卒，王母弩温答失里主国事后，癿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率亲属部落走苦峪”[42]。哈密人民溃散，无以依归，故其民众“数以进贡为名，一年至者三次，惟求衣食，图栖止而已”[43]。因之，天顺朝时期，哈密卫贡使年均来朝次数急遽上升。
    成化元年至成化八年，哈密卫朝贡年均次数又再度回落，这似乎与明朝限制其年均朝贡次数有关。据《明英宗实录》所载成化元年哈密贡使，计有：
    正月戊辰，哈密地面使臣写亦舍力乜力等来朝，贡马驼，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三月已已，哈密使臣指挥哈只等来朝贡马，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四月辛巳，哈密地面遣都指挥苦儿鲁海牙等贡驼马，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九月丁卯，哈密地面遣使臣哈的马黑麻等来贡马，赐哈密使臣哈的马黑麻等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十一月辛酉，哈密使臣卜鲁罕虎力等来朝贡马，赐彩段等物有差。[44]
     一年之中哈密贡使达五批之多，甚至出现了“哈密贡马才二十匹，而使臣来者三百六十余人，皆欲给赏”[45]的现象。面对这种局面，礼部尚书姚夔会同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议曰：
    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路，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有期，遣使有数。近年为癿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宴赐。朝廷保小怀远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迎接，府库竭于赏赐。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宜敕陕西、甘肃等处镇守总兵、巡抚、巡按三司等官抚谕夷民，严加防范。及敕哈密王母弩温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土境，依时来朝，庶全朝廷始终优厚之意。[46]
     据上可知，天顺末年，癿加思兰残破哈密卫后，其部众溃散，不时以进贡为名来朝，“实则贪饕宴赐”，结果明朝政府疲于赏赐。针对这种状况，明英宗接受了姚夔、孙继宗等大臣的建议，规定哈密卫一年一贡。因此，万历《明会典》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称：“成化元年，令哈密每年一贡，以八月初旬验放入关，多不过三百人，内起送三十人赴京。”[47]《明实录》所载实例也印证了这～规定，如哈密贡使于成化二年至成化六年(1466—1470年)以及成化八年(1472年)来朝各一批[48]；成化七年(1471年)和九年各两批[49]。可见，从成化二年起，以哈密忠顺王或哈密卫名义来朝的贡使的次数迅速减少，基本上依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每年一贡。

    三、哈密卫内迁后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
     成化九年正月，土鲁番速檀阿力引兵破哈密城，执哈密忠顺王母，于是哈密落入土鲁番之手[56]，哈密卫三种夷人部众溃散逃入嘉峪关内外。以此为转折，哈密卫日趋衰落，其与明朝的贡赐贸易关系亦如此。具体情况，据《明实录》所载哈密(二巳)来使及贡赐情况制成如下简表[57]：
     由下表可知，自成化九年哈密被土鲁番速檀阿力侵占后，哈密卫与明朝间的贡赐贸易数量锐减。其中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至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基本上维持成化元年所定的“每年一贡”的定制。但据《明孝宗实录》卷19，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戊戌(八日)条载：“礼部言：比年，哈密及土鲁番等处入贡，多不以时，且人数过多，靡费益甚。请各降谕谕之，俾知遵守。”[58]可见，文献所载实例少于实际实例，贡使往往“不以时”来贡，而且来朝人数超过规定，其目的是在贡赐贸易的幌子下，从明朝政府获取更多的赏赐。因此，对哈密卫的“贡使”来说，所谓朝贡是名，乞讨赏赐是实。
     明世宗嘉靖朝以后，哈密入贡次数大幅度下降，年均0．2次，即平均每五年一贡。翻检《明武宗实录》，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嘉靖元年(152<1>2年)的7年间，不见哈密遣使入贡实例，可见来自哈密或以哈密名义入贡的贡使，其大幅度减少实际上始自正德十一年。这当是哈密卫和甘肃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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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了发不上来，讨厌死了

     如所周知，正德八年(1513年)八月，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弃城叛入土鲁番，哈密复为土鲁番所据，[59]随后土鲁番又将战火引向河西，数度东向侵扰嘉峪关内的肃州、甘州等地。鉴于兴复哈密无望，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政府决定“自是置哈密不问”[60]。数年后，明朝对哈密卫贡使的入贡时间和入朝人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据《明世宗实录》卷143，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辛丑(二十七日)条载：“诏肃州哈密卫夷人委兀儿等自今五年一入贡，每贡不得过百人，起送不得过三十人，著为令。”[61]
     又，据万历《明会典》卷107《朝贡三·西戎上·哈密》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笔者)，定哈密畏兀儿都督俱五年一贡，每贡三十人，起送十三人，余留边听赏”。[62]可见，明朝政府于嘉靖四十二年再度减少了哈密卫入贡人数。从成化元年至嘉靖四十二年的近百年间，哈密卫贡使的贡期间隔由1年延长至5年；入朝人数从300人减至30人；进京人数由30人减少到13人。明朝政府不仅延长了贡期间隔，也减少了哈密卫贡使的人数，逐渐与土鲁番及其以西西域诸国的贡期、入贡人数相统一。这是哈密卫丧失其故有的“西北羌胡往来要略”[63]的重要地位，以及明初“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此国泽(译)文具闻”[64]职能的结果。虽然，明朝于嘉靖八年“置哈密不问”，但内迁甘肃的哈密卫之哈剌灰、畏兀儿部众仍然与明朝保持着贡赐贸易关系。据万历《肃镇志》卷4《属夷·货利》云：
    ……如关厢寄居各夷，若哈喇灰、畏兀儿之属，食则足于田亩，衣则足于孳畜，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荼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如茶五包，约重三斤，易羊一只，值价六钱。以段匹易麦，仍照市价，以为多寡，犏牛一只，值三两五钱，亦如之。若段匹棱布，亦视物以偿，大约市价在夷为贵耳。如段一匹，可值价三两筭，与各夷可作五两。棱布一匹，可值价三钱者，易羊一只，可值五钱。[65]
    从上可知，寄居肃州关厢的哈密卫畏兀儿、哈刺灰二部众，利用“进贡之年”入京的机会，购“买京师茶斤、段匹”，然后“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换取“马匹牛羊，以为利。”贡赐贸易完全成了这些畏兀儿、哈刺灰部众牟利的商机。显然，贡赐贸易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哈密卫的兴衰史，以及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概而言之，随着哈密卫的逐渐衰弱，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亦日趋衰落，其入贡之贡期间隔从一年数贡延长至五年一贡，贡物种类也变得十分单一。至正德、嘉靖朝以后，哈密卫贡使完全以乞讨赏物而来，这是哈密卫丧失其原有重要地位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