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 [ 作者注：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 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 ]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
     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的邻居并推翻他们脆弱的政治结构。 [ 作者注：Comte de Guibert,Essai generale de tactique, Liege, 1775, I, P.xiii. ]
     吉尔贝认为无法预见到这种民族的诞生。他悲伤地说：“这样一种民族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欧洲不会再有一个国家能够立即强大起来，焕然一新。她们的成长一模一样，都在彼此腐蚀。”吉尔贝死于1791年，这一年他是看不到他有名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的。 

第五章 革吅命战争

      18世纪最后十年内，欧洲的社会框架，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都坍塌了下来。18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均己自成体系，疆界确定，各国君主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绝对统治。各国国王间的关系，依据国际间的法律的精确条文，严格按照外交礼节办事。各国之间的战争也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遵守同样的惯例进行，军队士兵由欧洲各国募来，军官几乎都由相互通婚的各国贵族家庭中产生。如今，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某些地方已有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 1792-1815年革吅命后的法国同其邻居间几乎无间歇的长达二十五年战争的结果，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吅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吅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吅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吅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吅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 “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pandours, 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 ] ，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 [ 译者注：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 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 ] 与山地狙击兵 [ 译者注：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 ] ，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吅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 [ 作者注：Revo1ution 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 ]
     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作者注：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 ]

     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 (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吅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 “革吅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吅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吅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吅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 [ 作者注：让·雅克·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 ] 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吅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吅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吅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吅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吅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 [ 作者注：Marcel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 ] 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而在“伟大的军队”中同时存在着的是更直截了当的掠夺的热心。这是这样一个时代，数代法国人，无论属于何种阶层，都会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感，回想起它来。
     拿破仑正是带着这些概念去掌握军队，用他的天才既把它作为军事工具也作为政治工具。也许，在他的先辈中，只有马尔伯勒 [ 作者注：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因战功被封为公爵。 ] 曾显示出可以与他相比的才能，把一个战役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各种军事活动与相互配合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一连串互不联系的攻防战斗。无论敌方是谁，如1796年与皮德蒙特(Piedmont)之战，孤立并争取了这名犹豫不决的对手；1806年打普鲁士，把一个强大的顽敌彻底摧垮、消灭。政治目的决定战略计划；战略计划又须导向辨明敌方决定性的要害部位，用不可抵抗的力量奋力攻之。这些都是拿破仑从杜·泰尔那里学来的，以及他本人作为炮兵军官候补生时学来的。他写道：“战略计划犹如攻城，集中火力猛攻一点。一旦打开缺口，平衡被打破，其余的便不在话下”。 [ 作者注：引用于 Yorck von Wartenburg, Napoleon asWar Lord, London, 2 vols.,1902, Vol.I, P38. ] 面对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敌人，要害在于分散兵力就会在具体环节上有失败的可能，1796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滑铁卢也差不多是类似情形。敌方虽处劣势，而我方通讯联络极易受到攻击，在此情况下，指挥官要么下决心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要么像运气不好的奥地利将军麦克 (Mack)1805年在乌尔姆那样可耻地投降。
     具有决定作用的火力集中，是在原先“分散”兵力的基础上的。拿破仑有意先把力量分散得很广，使敌人捉摸不出他的主攻方向。1801-1805年，在这仅有的四年短暂的休战年月里，拿破仑重新组织了法国军队，其模式后来受到欧洲各国在下一个半世纪中普遍仿效。这种模式便是在一个单一的最高指挥下，军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非集中化。即全军分成若干军团，每个军团由两个或三个师组成，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每个军团共有八千人。每个师包含两个旅，每个旅两个团，每个团两个营。1805年，这些军团驻扎在西欧地区——法国北部、荷兰、汉诺威——由于精确地安排好时间，一下子调过来围住了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军队。之后，他们又各自散去，后来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聚合，同奥地利与俄罗斯人作战。次年，法国军队向北开拔，像拍打器那样迅速散开，在耶拿 (Jena)摧毁了普鲁士军队。这类行动涉及到复杂的计算。几十万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通过起伏不平的乡村，后几代人需要设立一个庞大的总参谋部才能计算出来，而拿破仑用他的大脑袋就装下了这一切。



     不能低估对手们的成就来暗示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是由于他自己做法本身的弱点，而主要的不是敌手们的努力。拿破仑的做法使法国负担太重，他的报应或迟或早总要来到。旧派的、头脑冷静的指挥官如奥地利查理大公以及威灵顿公爵庆幸自己的成功，说明18世纪形成的战略与战术原则，再加上十分重视供应线以及战场上的严格纪律，仍具有持久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一成不变地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拿破仑战术，也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能把18 世纪战术的优越性发展到最高峰。
     普鲁士在1792-1795年“第一次联合战争”中的短暂经验，以及对拿破仑1796-1801年间战争的观察，使普鲁士军队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认识到：战争学中存在着某些对抗性的东西；法国革吅命释放出一种民族的能量，不是什么瞬刻即逝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改变了欧洲各国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的祖国需要作出反应，不仅要从军事上进行改革，而且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革。1806年耶拿战役灾难性的失败，证明了格哈特·冯·沙恩霍斯特，赫尔曼·冯·博因，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观点是卓越非凡的。其中的带头人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军事改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系在耶拿战役结束后成立，以重振普鲁士军队。当时还不十分清楚不应去机城地摹仿法国军队的组织、技术，诸如师旅建制以及配置轻骑兵之类。由于普鲁士军队是由长期服役的募兵组成，素来受人轻视，靠皮鞭维持纪律，因此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军事改革。军队必须由严肃、聪慧、可信的爱国者组成，他们视自己为国家卫士，社会上其他人也这么看待他们。正如格奈瑟瑙(Gneisenau)不动声色地指出的：首先，有必要的是“使人民有一个祖国，如果要让他们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话。”难道霍亨佐伦王室所继承的国土就是祖国吗？还是应当是一个更宽广、更高贵的概念——德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