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 [ 译者注：Battle of Trafalgar, 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吅场。 ] ，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 “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吅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吅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 [ 作者注：E. F. Hecksc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 ] 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吅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吅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已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吅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吅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吅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吅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吅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吅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吅压国内的暴吅动与革吅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所以，战争必须打下去。1915年好战分子再次企图在战场上作出分晓——德国人在东线实行深入穿插并侧翼包围的战术；法国人在西线连续不断地正面进攻；英国人试图用两栖包围的战术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以显示它的海上威力。到了这年的年末，可以看清，一百年来用来训练士兵的拿破仑战术——德国人称之为“压倒战术”，即以优势兵力压倒对方的战术，现在已经不灵了。17世纪与18世纪的战争，其战略目的多半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耗竭敌方的经济资源，因此打的是消耗战、疲劳战。18世纪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的最好是避免战斗；到了20世纪则改用诱敌法：发动一些进攻，但并不期望获得重大战术成功，只为了迫使敌人更快地用尽其资源。1916年德国人进攻凡尔登，正是这个意思；英国人1916、1917年在西线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区别只在于更延长了时间。一位英国将军直率地说，钱袋最长的一方必将取胜。
     为此，军队不再是国家战时的代理人或战士。他们只是工具，被好战分子用来榨干对方的资源，流干对方的血。与此同时，另一件传统武器——海军封锁，也变得目的不明了。很快，两个海军大国英国与德国，抛弃了三百年来有关海战的种种限制(不久前，1909年的“伦敦协定”还重申过那些限制)，即：海上封锁须严格限于可用来从事战争的物资。如今，两国认定，所有的物资都同战争有关。英国与德国就这样处于相互围困的状态。当和平到来时，战场上的胜利还不如经济上的与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多。
     这种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老百姓只好承受，无处去抱怨，打仗欠下的债务，高得惊人。妇女代替男子在地里耕田，在工厂做工。平民百姓用不起奢侈品，屈从于日益严格的必需品配给制度，勒紧裤腰带，商店里的货品已消失殆尽。交战双方的社会都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政吅府对新的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加强控制。要求广泛参预政治的压力增强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政吅府不得不接受工会作它的伙伴，并承认了工会的权利与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征收战争税不再像从前那样按公民财富多少规定不等的税率，现在拉平了。如果说，社会的军国主义化是老式的上层人士的新巧发明物，那么，他们可做了一桩最亏本的买卖。因为，在爱国心激励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牺牲一切去追求不可能得到的胜利，这种胜利适足以摧毁上层人士自己。1914-1918年，欧洲的王朝国家，其王室与掌权的贵族世家已存在了五百年，在数周之内纷纷土崩瓦解了。
     当然，为这些王朝服务的职业军队并未土崩瓦解。在某些国家，军队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另—些国家，军队凭藉他们的专长，听命于后继的统治者。所有的军队，一旦和平来临，便将其注意力转向探索新的问题——未来的战争(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认为可以再次起用他们的话)该如何打得更技巧、更少浪费，最重要的是更能速战速决。 

第七章 技术专家的战争

     人们会觉得奇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打了一场有史以来的大仗，总共死了一千三百万人，二十年后，到了1939年，欧洲各国又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新的冲突使各国社会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并把欧洲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彻底葬送。这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就是获胜的同盟国决定用一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的讽刺性结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若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上一章里，我们已叙述过如何在19世纪武器技术的发展既增加了战争的摧毁性，又对从事战争的人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这幅阴暗的图画有所冲淡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期间，运输与医药科学的发展，可部分缓解前工业时代的战事的恐怖程度。 1870年前，军队中死于疾病的人数通常都要超过死于战斗的人数，比例约为五比一。1918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了。同样地，1815年前，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不是在数日内因伤重死去，就是成了终身残废。此后，受伤后康复的比例迅速提高。为此，有必要十分仔细地去分析那份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名单”，区分开受伤死亡人数和大部分受了轻伤回去作战又受轻伤的重复统计数字。 

     运输的改进使军队(至少在西欧)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时间不超过数周。这样就可以安排休息与体力恢复。最后，除了某些可怕的例外，入伍的公民把人道标准带进了军队生活，对战场上的平民百姓，对敌人，都以人道主义相待。自从19世纪的战争以来，人们勇敢地试图制订出若干基本准则，使战争行为更加人道。1859 年法国——奥地利战争之后，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1864年与190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会议，1899年与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会议，规定了对平民、对伤员、对战俘的对待原则，并对武器的致命性也作了规定(但很不成功)。这些人道主义行动及其精神影响的部分结果，说明爆发“大战”并不意味着回到了野蛮主义。红十字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伤的敌人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相互警告与国际监督，保证了对战俘的公正待遇。
     另一个结果，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他们的前辈无从嫉妒的。按顿吃饭，饭菜不错。多亏附属的军事服务部门的发展，许多士兵实际上生活得比在家里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留下了几乎无法摆脱的恐怖印象，但对当兵的来说，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是回到战后世界来，许多人感到了失望或乏味，有点若有所失。同一团的人战后聚到一起(人老了以后更喜欢重聚)，大家回忆起战时的友谊与险遇，战争的挑战与胜利的喜悦，经济上无忧无虑，又免去了家务责任，真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 作者注：作为例证，可以参看：关于德国，Ernst Junger, Storm of Steel,London, 1929；关于英国, Guy Chapman, A Passionate Prodigalty, London, 1933. ] 这种对衣食无虞的怀念，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意义的怀念，成为混乱的政吅治活动的一个显著因素，到了20世纪2吅0年代，便孕育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尽管许多国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年代的军国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是反感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许多人来自表面稳定的、具有爱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世界，战后进入一个混乱的、受挫的、革吅命的世界，感到受了欺骗；不少人想寻找替罪羊；不少人企图通过新的民粹派组织，重建军事统治的辉煌，并由此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少人则看到了可以利用暴力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通往权力高峰的可能性。这些极右的政吅治运动从意大利引来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已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可行工具，而且是一种人类自我调节的活动。非但没有对战前欧洲某些地方曾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否定，调门反而比从前更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主义同法国革吅命的思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相当合拍，国家也正是主要依靠这些名义来要求公民效忠，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坦率地反对这些概念的。它所提倡的价值不是自由而是领导与降服；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服从；不是博爱而是种族优越感。这些观念使人联想起欧洲社会旧时代那些权威、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等一套体系，等到这些体系摧毁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只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因革吅命与受挫变得特别脆弱的德国社会，在上述心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国际政吅治体系的影响具有与法国大革吅命同样的破坏作用。它不仅向欧洲现存的“力量平衡”提出挑战，而且它根本不接受整个国际体系赖以作为基础的共同观念。

     当然，不承认这些观念更早的是俄国。1917年革吅命后的俄国政权，依据卡尔·马克思的原理(经过列宁修正)，自认他们同资产阶级世界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但在外国干涉战争起来之后，苏联立即决定同西方邻国吅保持暖昧的共存关系；西方邻国反过来，看到有一种危险正在危及他们的政权的稳定，即他们国内共产吅党的活动，比一个外部的严重武力威胁，危险更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统治阶级害怕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比害怕苏联进攻更甚。最好是把许多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人引向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同盟者去共同对付来自左翼的威胁，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国内与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危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发现自己在三种互斗的意识形态中搀扎。(一)1918年获胜的国家是那些信奉来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民吅主原则的国家，他们建议建立国际性的“法律规则”，抛弃把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作法；这些思想在19世纪和平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土壤上从萌芽走向成熟。(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社会中如此众多的传统结构，大大加强了左翼革吅命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一干年必然在国内与国际间进一步发生武装冲突。(三)与此同时，战后也大大加强了右翼，他们认为继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战争乃人类的必然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欧洲大国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除非他们有力量去推广实行，否则就无法强化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而少了美国，他们就没有这种力量。其结果，凡尔赛协定签订十五年后，欧洲国家发现自己又在准备战争了。
     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战争，本是士兵在前边打，将军们远在后方下命令那种战争。他们所要的战争，是那种由一个一个小队的年轻英雄组成的战争，包括飞行员、坦克手、突击队，这些“超人”用他们的胆量与暴力可以把人类的命运从一群围着铺绿台呢的桌子转、穿儿童外衣的学步娃娃变成一批干干净净、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法西斯分子希望，未来的战争只属于上层人物的事情。他们倒也不全错。技术曾经使19世纪的广大民众参与战争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到了20世纪，技术将把更强大的力量交付到高水平的技师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同技术专家玩弄奥秘相混合的生死搏斗。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民几乎全部从冲突中被排除出局了，如果他们硬要参加进去，那么，他们见到的将是相对说来为数很少的军事技师们，在一个几乎无法想像的规模上挥舞着可以摧毁一切的巨大威力。
     要理解为何出现这种局面，还须后退几步，先研究一下19世纪的战争中某些新的发展，这些在上一章里没有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