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被人们盛赞为“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县，关庙总数竟在二百座以上，远远超过了京城当时所拥有的孔庙。有人概算，如按每县设一座孔庙，清代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无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而清代的赵翼，则更加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宋元明清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从宋元至明清的这一历史过程中，上至高居庙堂的帝王将相，下至终生劳作的庶民百姓，从挥文弄墨的文人学子、舞枪弄剑的草莽义士，到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梨园演场中的戏子优伶，乃至远避尘世的僧侣道士，几乎都陆陆续续汇入了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潮流。在这一浪高于一浪的关公崇拜浪潮中，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生活于三国时代的关公，在宋元明清之际，便渐渐地超凡脱俗，青云直上，由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人间英雄，变成了万民礼拜的神圣偶像。

在关公遇难去世后的三国时代，到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尽管已有关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但在见诸文字的史料中，对关公的记述却都基本上忠实于历史原貌。关公在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等史书中，是英雄，是义士，但还不是圣人和神人。关公的封号，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的地位，并不显赫。 

　　隋唐之际，从印度辗转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进入兴盛阶段，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着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于是，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捷足先登，率先将关公拉入佛门，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神”。不过，就隋唐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而言，关公也还不是圣人和神人。三国故事在唐代已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在晚唐诗人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国故事的主角，是张飞等人，而非关公。唐人郎君胄咏关公诗，既赞其人“义勇冠今昔”，“一剑万人敌”，又叹其魂“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容”，虽然赞颂了关公生前义勇无敌，但又对关公魂滞他乡、欲归不能，给予深深的感叹和同情。关公在此诗中也远不是至圣、至高的神。

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两代，是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真实开端。在宋代盛行的“说话”艺术和“弄影戏”艺术中，关公开始从当时“说三分”所讲述的众多三国人物中逐渐脱颖而出。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加入了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合唱”。史料记载，那个崇尚道教的宋真宗，曾编造出一个请关公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而除妖祛灾的荒诞神化。至此，关公又被道教请入了自己的门槛。到宋徽宗手里，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为此大振。 

　　元代对关公的美化、圣化和神化，较两宋更为深入，更为扩大。借助在元代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公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不能不使人慨然泪下。元代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有四十余出，其中表现关公的剧目便有十二出之多。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插图七十幅，有关关公的图画竟多达二十幅。为认同中原文化，笼络中原民众，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对关公大加追封。

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到极致的时期。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名著《三国演义》中，不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胆而大量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终于把关公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自此，关公“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受到更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岗曾说，在罗贯中笔下，关公成了“古今名将第一奇人”。鲁迅也说，在《三国演义》中，“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明清两代的皇帝，对关公的加封，亦是有增无减，一浪更比一浪高。明神宗在万历十年（1582），曾将关公褒封为“协天大帝”。到此，关公被历代封建王朝所加封的世俗官位，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在中国二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被封为“大帝”者，大约仅有关公一人。到清末的光绪皇帝那里，加封给关公的封号，是长达二十四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于神武关圣大帝”，几乎将中国封建时代所能找到的用于封号的美好字汇，全部堆砌到了关公头上。这样，追封到“文圣”孔子头上的那些耀眼光环，在“武圣”关公面前，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新的分化和演变，急切呼唤着对宋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改造和重建。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因为，不仅宋元以前以避世、无为为主要特征的佛教和道教，已经再无法满足这个红尘滚滚的世俗社会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那由孔子创立，再经董仲舒阐释的儒家学说，也因其迂阔陈腐，而令芸芸众生难以认同和效仿。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日益分化、变迁，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早期儒家“礼”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又在何方？封建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已日益侵入人际关系之中，儒家所鼓吹的“仁者爱人”又欲何为？现实社会的利益驱动和生存压迫，要求人们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儒家彬彬有礼的“礼乐教化”又有何用？ 

　　 于是，从北宋初年到清朝末叶的这一千余年间，各种各样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如走马灯般频频出现。从周敦颐、程颢、程颐，到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从张载、陈亮、叶适，再到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无一不在绞尽脑汁，为宋元以后的社会，寻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药方。然而，这些思想家们所阐述的思想和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在为宋元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构造一个统一的道德文化规范或原则方面，却又显得苍白无力。这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宋元以来的这些思想家本来就各持己见，且又彼此攻讦，相互批判，难以统一；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家们的学说又过于繁琐、艰深和晦涩，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宋元明清这个教育、文化、科学等还很落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封建社会，对于这个具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封建社会来说，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造或创造一个能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并将其升华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偶像，以此来规范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就犹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及其学说提升为百代楷模、万世师表那样。于是，一个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浪潮，便自宋元社会以来应运而生，拍岸而来。关公这个本具“忠”、“义”、“信”、“勇”品格的三国名将，在被冷落数百年之后，又被宋元以来的社会各界，渐渐拂去落在身上的历史尘埃，并被涂绘上新的价值线条和观念色彩，通过不断的美化、圣化和神化，最后终于上升成为宋元明清社会各界共同礼拜，万民争相效仿的最高道德偶像。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一个发展：
　　由于社会各界对关公的无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和仿效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领域。在这一历史时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渗入了对关公的崇拜和仿效。在当时社会，祭祀和崇拜关公，成了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宋代社会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难时刻，就多次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会中，并非少数。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都对关公的“忠”、“义”思想和行为予以褒扬，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对宋明以来新兴的工商阶层而言，他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信”和“义”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以信为本”和“以义制义”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原则，遏制了利欲对道德的吞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从关公身上发现了足以使他们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谓“无不弃旧从新，乐为之死”，“金银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禄“不足以动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义、道义，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启超所指出的：“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对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元人郝经早已指出：“（关公）所在庙宇，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关公为象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广泛流行，在宋元以来的社会中，也对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维护等级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宋明理学、道学中禁欲主义的唯心道德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犹如江潮击岸，在宋元以前旧儒学和宋明以来新儒学的道德大堤上，冲开了不少决口。路见不平便应拔刀相助，世有压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这就犹如从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建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起义一样；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义气相投，相互忠诚，忠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而不必恪守原来官尊民卑的森严等级限制，这就如绝大部分聚义梁山的好汉那样；人与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义”即可，这就犹如明清晋商所津津乐道的既“以义制利”而又“从义生利”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宋元以来关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个发展。 
 
 
 中国·洛阳·关林

关公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