妺喜形象考论
——兼论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
    彭利芝

妺喜是《有夏志传》中塑造得最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描绘了其由貌美才巧的可人少女蜕变为“亡国”祸水的性格演变过程。妺喜形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夏志传》在借鉴史籍的同时，又重点渲染了少女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和胆识，细腻刻画了她被掠夺的无奈以及初入宫闱所受的屈辱。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妺喜，又称末喜、末嬉，这位夏王朝的“末代皇后”，是千古“女祸”第一人。虽为“第一人”，但其生平事迹不可确考，其本人也未成为后世文学家的宠儿。因此，妺喜较之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张丽华、杨玉环等“祸水”而言，可谓“默默无闻”，自然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明代小说《有夏志传》却着力塑造了妺喜的形象，较之明清小说中的妲己等“祸水”形象毫不愧色，甚至更为血肉丰满。妺喜形象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在体现传统“女祸”论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这一形象作一考察，并进而探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是非常必要的。


                                       一
    
     明代周游所撰《开辟演义》中也出现了妺喜的形象，由于流于简单，谈不上人物的塑造，因此本文探讨的是《有夏志传》中的妺喜形象。[1]《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余季岳刊于崇祯年间。《有夏志传》演绎了夏王朝的兴亡史，重点是夏桀之亡。此书艺术成就不高，但从传统“女祸”论来看，妺喜的形象却较有特色。妺喜为蒙山国有施氏女，因为美貌而成为夏桀谋夺的对象。为此，夏桀发动了征讨有施国的战争。小说多次渲染了妺喜的美貌，先借于莘之口说其“貌过于月宫之娥，态妙于姑射之仙，诗书技艺，无所不通”，继而又介绍妺喜“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巧笑则林下生风，轻语则黄鹂妙啭，殆极人间之美不可形容。”作者几乎用尽了传统的形容女子貌美之词，却又说其“不可形容”，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妺喜貌美才巧，且颇有孝心。她“闻战鼓之声，心甚忧之”，母亲告知唯有她才能救老父母及城中百姓时，她“颦蹙低首，掩袂隈腮而泣”：
     儿身父母所生，以儿之身反贻祸于父母，就死在父母前可以免难，亦甘心焉。若使不能免难，任从父母主张也。
     如果说答应嫁夏桀是解救父母的话，以下举动则充分体现了妺喜的智慧与胆识：夏桀急于讨娶妺喜，父母则欲留几日作准备，“无计可施”，只得来问妺喜：
     妺喜曰：“此何难事？父可垂帘于堂中，叫他内臣到帘外，母可引儿上堂，立于帘内，儿自有话发落他。”……妺喜命葛天生曰：“引王使于帘外见我。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于莘闻言大惊。……妺喜言曰：“天子命贤使臣来问罪乎？加礼乎？”侯、武二人对曰：“君王闻内主令淑，特遣下臣行礼聘内主以为妃，非有他也。”妺喜曰：“既行礼矣，礼者，吉也。兵者，凶也；吉者缓以情言，凶则暴以威劫，必不侔矣。今大兵围城而不解，王命即日而娶女，毋乃类于威劫也乎？又安所云礼？今王命娶女，岂不愿福而乃从凶？国君生女，上嫁于王而不择吉，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敢烦贤使反于王前，称小童此意，上渎天听。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使得顺父母之命。若其不许，有死而已，不用命也。虽灭家国，实负王心，枉劳贤使矣。”言毕而退，娇喉宛转，妙舌轻调，呜呜嘤嘤，如泣如诉之声犹在帘际。于莘等听之，魂魄俱飞，心志丧尽，不能凝立，伏地而拜送之，领命下堂。
     妺喜首先以“王既聘我，我即其主也”在气势上将来使镇住，接着又以“问罪乎？加礼乎？”将夏桀的威逼行为击回到礼法的界线。接着又以“礼”“兵”、“吉”“凶”的对立指责夏桀“命即日娶女”乃“威劫”行为，是不符合礼法的，从道义上指责夏桀“威劫”行为的错误。继而又以“匪特国君与女之丑，实王之丑也”指出这种行为不符合君王的身份，从而使夏桀从自身考虑收回成命。又以“若王宽其罪，三五日以为期”答复夏桀。最后，如果夏桀仍要威逼，则“有死而已，不用命也”，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后来，妺喜被送达夏桀营中，夏桀欲留营中歇宿，妺喜又命人奏曰：“天子至尊，岂宜野宿路处？愿先发一军护臣妾先行，君王自发遣诸侯振旅还国，臣妾待之于国门之外。”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尊严。妺喜之言合情合理、不卑不亢，充分展现了其智慧与胆识。
     作者写少女妺喜时，极尽夸饰之能事，将妺喜的美貌、才巧、智慧、胆识一一加以重点渲染，甚至是妺喜的举手投足、软语轻调、一颦一笑都加以细腻的描绘。作为有施国待嫁之女的妺喜是一位美艳动人、孝顺守礼、才思敏锐、有胆有识的可人少女。


                                      二
    
     《有夏志传》中的妺喜是典型的“亡国祸水”角色。妺喜出现之前，夏桀欲与元妃取乐，元妃则曰：“君王者，万方之主，是为万国所仪型。若内廷正闺阃肃，则万方顾化而成治。若亵狎不检，身失其正，则家淫国乱，而天下叛矣。”元妃所言正是传统“女祸”论。妺喜之美本非过错，但以闺门女子，名闻天下，惹来干戈，几致有施国灭亡。作者于是感叹“美色者，祸乱之胎；冶容者，丧亡之具也”。因此，妺喜在“亡夏”之前，几乎就亡了自己的母国。夏桀及诸侯兵在城外多施暴行，小说家不去指责夏桀之暴，不同情妺喜被掠夺的无奈，而是感叹“蒙山国只为了一个美女……坑得人家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贞女烈妇，又坑杀了多少倔强逢凶的士民”。将这些贞女烈妇、倔强士民之死都归咎于妺喜一人。妺喜被立为妃后，作者也冠之以“哲妇倾国”、“尤物以为殃”之语。被立为正宫后，祖宗、上天都不接纳妺喜，以致祭祀时厉风大作，使得妺喜“仆地良久乃苏”。关龙逢等朝臣认为立妺喜为后，会令“三纲绝而五常灭，人欲横而天性亡”。但妺喜太能“迷惑”君王了，夏桀因宠妺喜一人，致使诸侯叛离，百姓“生不能养，死不能葬，长不能娶，旷夫满于野，怨女盈室，士不得仕，贤才厄穷，善人困苦终身，恶人从桀者乃得食禄”。夏桀之亡，势所难免。


     国家之兴废，与参政之人休戚相关。然客观上看，妺喜并未参与朝政，其唯一“阴毒”之事，就是派人去杀元妃、太子。但即便是这件事也是后宫争斗之事，且仅听阿离一人之言而没去追究他们是否死亡，可见其本人并不“阴毒”。至于妺喜之“亡国”，就在于其“惑主”，“妺喜一开喉，而天下无人矣。妺喜一举袖，而天下无容矣”。因此，夏桀只知与妺喜淫乐，而不理朝政；为更好地与妺喜淫乐，尽其所能奴役诸侯与百姓，以致身死国灭，为后人讥。因此才有“桀之亡也，以妺喜”之论。其实，后世史家对夏之亡有着全面的分析：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揜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处位而不安，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而怀当，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竟载，骄主而像意，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骨肉疏而不附……


     夏桀统治时期，夏政权已濒临灭亡，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民间怨声载道，与周边其他部落和方国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将夏之亡归咎于夏桀一人本身有失偏颇，将夏之亡归因于妺喜更是一大悖论。妺喜最初是其家国利益的牺牲品，最后又成为夏桀覆亡的替罪羊。


   《有夏志传》中妺喜“祸水”的形象是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女祸”现象一脉相承的。除妺喜外，明清历史小说中还有不少“祸水”形象，如妲己、褒姒、张丽华等。
     妺喜以及上述女子或有干政举动，但她们的主要过错是貌如花、技艺绝、才思巧，以致“迷惑”了君王，荒废了朝政，祸亡了家国。然而，这些柔弱的女子能担负起沉重的家国兴亡之责吗？小说家并没有给这些女子以申辩的机会，但后蜀的花蕊夫人却有幸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花蕊夫人乃后蜀君王宠妃，蜀亡后，被作为俘虏押往汴京。宋太祖以胜利者的口吻命花蕊夫人作诗以陈亡国因由。花蕊夫人歌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述亡国诗》)是啊！君王、将相、十四万军队无法挽救后蜀之命运，一个深宫中的女子，又怎能担负家国覆亡之责呢？家国之覆亡，或与女子有关，却不决于某一女子。


                                三
    
     妺喜形象乃至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其他“祸水”形象是我国传统“女祸”论的产物。“女祸”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玄宗本纪·赞》：“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以女祸指代武后、韦后乱国。其词虽出自宋人，然其论却由来以久。武王“牝鸡之晨”论可看作“女祸”论之祖。[11]武王认为商纣之亡乃“惟妇言是用”，因而“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上”，以为“亡纣者，此女也。”(刘向《列女传·孽嬖》)《诗经》、《左传》、《国语》也多充斥此论。刘向《列女传·孽嬖》专门记载了十六名亡国女子。伪托汉伶玄的《飞燕外传》记赵飞燕姊妹入选进宫之时，披香博士淖方成便预言：“此祸水进，灭火必矣。”汉朝以火德王，水灭火，意指汉朝要亡在赵飞燕姊妹手里。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承袭此说，“女人祸水”渐演为一种权威性的正统观念。


     能亡人国的女子，自然不是寻常百姓，她们是一特殊的群体——后妃。后妃制度本身就是“男尊女卑”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男性多妻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原本就是从奴隶制度演变过来的，是私有制、奴隶制、男权制的产物。这就预示和决定了后妃们必将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和排斥的地位。然而从男女关系而言，尽管君王是尊后妃是卑。但从君臣关系而言，则后妃为尊臣民为卑。因此，后妃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之妃曰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后也。明配至尊，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系王言之，曰王后也。”[12]作为天下之“小君”，传统观念在她们身上要求更为严格，以示母仪天下。在家国同构甚至是家大于国的封建王朝中，她们居君王之侧，与君王乃至家国同休戚共命运。巍巍宫墙阻隔了她们的视野，扼杀了她们的青春，争宠成为她们的唯一希望。失宠者或遭冷落、或遭贬谪、或丢失性命；得宠者虽侥幸获得君王的垂青，然一旦家国沦丧，她们便成为君王的替罪羔羊，成为王朝覆亡的祸根。妺喜以及上述女子，并不似吕后、武则天等“干政”，她们只是得宠于君王，而这些君王又亡了家国。因此，其祸国的根源则在于“色”。在传统观念中，有色的女子往往无德。女性形象在《左传》、《国语》中已有“德”与“色”的分离，羊叔姬就有“甚美必有甚恶”的理论传世。白居易把倾国倾城的美人比作面目可憎的妖狐：“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3]赵翼认为：“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然色荒志怠，惟耽乐之从，所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酿成大祸而不知……”，[14]绝色无德之美女一旦入宫，则会狐媚帝王，排斥有“德”之后妃，消磨帝王治国平天下之意志，从而怠政致国亡。因而，伊尹说：“美色迷人，无复好德之理。”明清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女子都是有色无德之人，她们与有德的皇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桀之元妃“貌美而性严，色和而行端”，虽有“色”，但认为“事君以德，未闻以色也。”德、色是不能并存的。她规劝夏桀勿沉湎于女色，最终遭废。商纣之姜皇后“性好雅重，不乐**”(《有商志传》第4回)，劝商纣勿以淫邪为宝，被商纣摔死。陈后主之沈皇后“性端静，寡嗜欲”，后主欲废之，后因亡国不果(《南史演义》第32回)。这些贤惠的皇后最终因有色无德的女子而失宠，而一旦此类事情发生，则“亡国必矣”。


     然而，明清历史小说家对这些“祸水”的态度是复杂的，有的虽指斥她们为“祸水”，但又给予了同情；有的根本就否定了“祸水”观念，甚至赞美女子的才情。妺喜以及其他“祸水”形象基本上来自原有典籍，刻意虚构的较少。而在沿用典籍时，又对这些女子予以同情。小说家细腻描写了她们被君王掠夺的无奈，她们不论是王侯之女，或是山野女子，都曾是父母的掌中明珠，为了自己的家国，毫无选择地被进献于君王。小说家也真实地再现了她们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妺喜被元妃所辱，妲己被皇后所骂，褒姒被太子殴打。然而，在“女无美恶，入宫见妒”的宫闱中，残酷的宫廷争斗最终使她们“渐发阴毒”，“迷惑君王”，最终成为“亡国祸水”。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妺喜形象。小说家虽然受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将夏桀之亡归因于妺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妺喜给予了同情，真诚赞美了她的色、德、才、智、胆，真实地再现了她初入宫闱所受的倾轧以及沦为“祸水”的原因。

   这种现象与明清时期(主要是明中叶以来)的时代思潮一脉相承。明中叶后，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有识之士的妇女观也有所变化，相应地对“女祸”论的反驳与怀疑日益增多。如李贽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7]唐甄虽承认三代覆亡与妺喜、妲己、褒姒有关，“然女子，微也，弱也；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若使她们生于周文王之世，入于文王之宫，受到良好的礼乐熏陶，“则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18]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女宠虽自古为患，其过终在男子。”明清历史小说家对“女祸”论的怀疑与否定，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