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洛阳之后，由于宫室已被烧成一片灰烬，文武百官只能披荆斩棘，依居于断垣残壁之间。由于州郡长官各拥强兵，没有谁将粮食运来洛阳供给皇帝及众官员，“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堂堂皇帝虽然还不至于饿死，更不会因外出采集那些不种自生的谷物“稆”而被乱兵杀死，而那些日子，想必也过得相当清苦了。
然而，即便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只要偶然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汉献帝也尽力想将自己的这个国家治理好。比如说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九月，献帝让有关部门对40几个儒生进行了考试，有关部门建议将考得最好的赐以郎中之职，考得次一点的当太子舍人，只有考得最差的才“罢之”。献帝却颁发诏书说：“孔子叹息‘学之不讲’（《论语•述而》），不去讲求学问，学到的知识也就逐渐忘却。如今有些60岁以上的老儒为了逃避战祸、谋求生计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不能专攻学业，他们从孩童时开始学习，直到头发白了还委身于乡野之间，没有荣登仕途的希望。朕非常同情他们，那些考得差的，仍然让他们当太子舍人吧。”于是长安城里便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头白皓然，食不充粮。
裹衣褰裳，当还故乡。
圣主悯念，悉用补郎。
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鼓励学习，提拔读书人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献帝在那种环境下的这一政策，至少说明了他亟盼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兴平元年（公元194年），14岁的汉献帝“加元服”，表示已经成年，可以亲自处理朝政了。谁知从四月到七月，出现了少有的旱情，献帝避开正殿以向苍天祈雨，又令人至狱中重新审核、讯问囚徒，有冤情的固然要平亾反，轻罪的也予以释放。然而旱情并未减缓，长安地区“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令侍御史侯汶拿出太仓的米豆，为饥民亾煮粥赈济。哪知赈济之后，饥民的死亡率并未下降。献帝怀疑其中有“猫腻”，亲自量米煮粥测试，终于发现了克扣现象，便令侍中刘艾代表自己严厉地责备有关部门。这一来，自尚书令以下的官员都来谢罪，并声称已经逮捕了侯汶，确实是他克扣了赈粮。献帝降诏道：“不忍心对侯汶施以重刑，杖五十以示儆戒。”从这以后，饥民“多得全济”（《后汉书•孝献帝纪》）。这不是他用自己有限的权威，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么？
那一年，献帝被李傕、郭汜等劫持着东归，途中被杨奉、董承等救出，李、郭二人在后面紧紧追赶，并在曹阳（陕县西南七里，以曹水之阳而得名）打败了董承等，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都死于乱军之中，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有将士劝献帝道：“事情危急了，陛下快快上马，我等护送陛下杀出重围！”献帝却道：“朕怎能舍弃百官独自逃生呢？他们一路追随着朕，有何罪过而要遭罹李、郭的荼毒呢？”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也感慨地说：“观帝此言，发于临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特为强臣所制耳。”确实，李傕、郭汜等一路追赶并与杨奉、董承等“护驾”的军队厮杀，并非要谋害献帝，而是要夺回这面旗帜，夺回这个道具，因为大家都知道，虽说皇帝只是一个傀儡，毕竟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至少在当时，李、郭包括他们手下的士卒，还没有加害皇帝的意图，对皇帝还保持着那么一点敬畏。因此，只要有汉献帝在，多少也能够保护一下他身边的文武百官。不过，彼时的汉献帝也已够狼狈了：跟随在他身边虎贲、羽林卫士已不满百人，而李傕、郭汜的士卒们绕营呼叫，致使吏士均有离散之心。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想着手下的文武百官，不愿自顾自地逃命，不也是一种美德么？
以上史实再一次证明，汉献帝既不昏庸，又不残暴。
到了许都后，汉献帝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一开始，曹操对这位皇帝也比较尊重，与李傕、郭汜不可同日而语。而李、郭二人呢，一个兵败被杀，一个被部将杀死，其部众也星流云散，再也不可能对皇帝的生命构成威胁了。
晏殷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