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后，杨铨在总结中国近30年的社会改造思想时也指出，从康有为开始的“中国之近代社会思想，几于完全为中西文化接触之产物”，带有明显的外来特征。更重要的是，持这类思想者“大多对于中国社会缺少深刻之观察与精密之分析”。[6]这正是胡适所忧虑的，也带出“西方分裂”之后的另一新问题，即究竟哪些外来学理和主义才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这一问题后来受到长期而持续的关注，“问题与主义”之争就与此密切相关。
　　 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这样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具体主张”一旦成为“主义”，便已被简化为涵盖宽广的“抽象名词”，而后者却未必能够囊括这一名词所指谓的各种具体主张，遑论异地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盖纸上的“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在欧洲已有前科，“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7](pp.249-252)
　　 胡适再次提到“无耻政客”利用已成“口头禅”的“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害人，提示出他一以贯之的关怀，也说明中国“政客”拿西洋学说来作自己“言论根据”的趋向还在发展。[7](pp.249-252)李大钊在与高元辩论时也强调，其立说之意即在防止某些政治“枭雄”据“客卿”之西说以“伪造民意”。[3](p.198)稍后他在论及社会上流行“混充牌号”现象时更指出，“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也跟着谈社会主义。[8](p.311)
　　 可知那时确有官僚“攀附”清流谈社会主义的倾向存在，当王揖唐说“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9]；当《公言报》的社论也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这类危险思潮“来如疾风，当者为之披靡；其速也如流电，远迩无所不居；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故不能不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时，[10]他们的口气和思路都很像趋新者罗家伦曾经描述的“世界新潮”。[11]因此，欲与“政客”有所区分，防止他们“利用”外来“主义”来欺人害人是胡适那时讨论“问题与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注：说详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待刊）。）但他并非没有更长远的考虑。
　　 胡适及其支持和反对者恐怕都意识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已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迅速反应，蓝公武把胡适的文章转载在《国民公报》上，又在该报发表长篇驳论，分七次连载；李大钊与胡适讨论的文章是私人通信的形式，以当时人的习惯言，也不排除是为发表而撰写。蓝公武的特别忧虑是，“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即其见解“有为人利用的危险。因为中国自来在因袭势力压迫之下，动不动就拿经验二字来压人。近一年来，新机日发，正有一日千里之势，他们那些经验派正在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胡君这篇文章，若被他们利用了去，如何能保没反压的危险呢？”[12][13]
　　 在一般印象中，胡适可以说是当年尊西趋新的象征，他在此时却一再提出引证西洋学说应该考虑适合于“中国今日的问题”、必须能够“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要在“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基础上输入外来的学理和主义，似乎正在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这的确很容易被“因袭势力”利用以阻遏上升中的“新机”。
　　 在将蓝公武文章转载于《每周评论》时，胡适曾以“篇幅有限”的理由删去了一些“不很紧要的”段落，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在删除者之中。（注：关于删节的说明见《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到再次撰文进行讨论时，胡适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更清晰的表述，实际有所修正。他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修改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并明言“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14](pp.270-274)


　　 李大钊在讨论对根本解决“不可一概而论”时也说：“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举例说，俄国就是在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和进行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后，才把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16](p.6)
　　 可知李大钊也清楚地看到中西社会的歧异，且他也像蓝公武一样认为西方社会更高明。不过他认为两者的差别可以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6](p.3)
　　 陈独秀正是从中西社会的不伺看到革命的紧迫性，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时间上不容中国人采取“渐进的Evolution”，故只能“取急进的Revolution”。[17]
　　 胡适自己有时也分享着类似的中西歧异观，他后来在讨论“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时指出，“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他非常清楚“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但中国也确实缺乏通过宣传鼓吹、组织运动，以及立法或选举竞争等改变旧制度的条件。[18](p.358)（注：胡适这一看法充分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们既承认中国的国情基本不允许实行渐进的政治改良，又因暴力革命可能造成的破坏而主张仍实施和平的改良，但一般“起而行”的热血青年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看似矛盾的取向。）
　　 尽管胡适仍然更强调“研究问题”，反对“悬空介绍”专家学说（并以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为例），他仍表示“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也“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将此表述与整个讨论进程结合考察，可以说胡适在坚持自己看法时，也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边的主张，有着继续向其示好的善意。（注：当然，胡适对待蓝公武和李大钊的态度仍有明显的不同，毕竟李是《新青年》同人，而蓝则属于正与胡适等竞争的梁启超派。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81-285页。）
　　 与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所说的“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相配合，这次胡适主要强调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