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政治生命已经了结，身体又马上要成为残废。这样活下去就毫无意义了。我坚决拒绝手术，宁可死了拉倒。武斗时我校的同学已经死了九位（高三级的就占七位），参军的一位后来排哑炮牺牲了，他弟弟接着在插队的地方上山砍柴摔死了。我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对于死并不在乎，到那里也还有许多伙伴。但父亲不这么想，他苦口婆心叫我一定要看远一点，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特别是当我拒绝治疗，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医院回家之后，他更是着急，一遍一遍地劝。当时我的心情很烦躁，无论怎样冲着他发火，他也不生气。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居然说出了“锯了腿就可以不用下乡”的话来。我对他吼道：“你胡说八道！”他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接着我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说：“我不说了。你千万不要发火，那会加重病情的。”抹去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冷静下来以后，我很后悔对父亲发火。他还有哪一点对不起我呢？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养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头脑发热，听不进他的话造成的。他受我的连累，挨打挨斗，却无怨言。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他不顾老脸，四处求人找关系，低三下四的话说尽。今天说这话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实情。我是太过分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实在是毫无道理。忽然想起中学时那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父亲一门心思不想让我下乡，尽管首先怕的是危及我的生命，但把锯腿跟不下乡联系起来，也算是应了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同时，他和母亲还在四出打听，寻找民间医生和验方。而我的腿开始肿了，一碰就疼得钻心。陈主任也来家中，说并没有确诊，回医院有更好的条件等。终于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去一个草医家里，据说她治无名肿毒、毒虫叮咬靠祖传秘方，效果很好。这老太婆住在一个破烂的棚屋里，脏乱的床底下，摆着一排瓦罐。看了我的腿以后，就调了一点药膏，放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心，贴在我的左腿腹沟处。叫不要揭掉，等它自己脱落。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醒来，这条腿居然不疼不肿了，“红珊瑚”也消褪了许多。再过一天，就全看不见了。我试着下地，也一切正常。只是还有一点胀胀的感觉而已。
我看到父亲那由衷的高兴。但我的出路依旧是他揪心的牵挂，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操心。这天他绞尽脑汁之后，忽然想起来，可以让老家方面帮忙。于是他就给大队书记写信，意思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回乡下以后对大队也是个负担。希望大队找公社，出个证明，拒绝让我回去。大队书记回信说，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招工走完了，知青点早已不存在。他跟公社书记说了这事，张书记说，只要我们自己要求，公社方面一定给以协助。还寄了个公函草稿来，让我们修改后，直接寄到公社去。由公社直接对专案组发公函，并请提供专案组的地址。父亲接到这封信，竟然高兴得唱起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才知道，父亲原来还会唱歌！
可我更清楚，他是高兴得太早了。如此雕虫小技，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跟那个专案组纠缠了这些年，都已经知己知彼。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段时间，是以为我已病入膏肓，所以没来打扰，一旦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会紧锣密鼓行动起来。早在1969年，局专案组大组长就告诉我，省革委主任有话：此人有煽动性，不宜留在本地。那时我还是“认罪态度很好”的。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我自己都认为是“顽固透顶”了，他们怎么会让我留下？在这方面，父亲只是幼儿园水平。
果然，专案组收到公社的公函以后，马上就觉察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位成员到我家时，我正和另一位好友在后院忙着给人家做柜子。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又锯又刨的，直到一位邻居问他们：“同志，请问你们找谁？”我才发现他们。那位王副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恢复得不错嘛！”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起回农村的事来。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居然说出了“锯了腿就可以不用下乡”的话来。我对他吼道：“你胡说八道！”他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接着我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说：“我不说了。你千万不要发火，那会加重病情的。”抹去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冷静下来以后，我很后悔对父亲发火。他还有哪一点对不起我呢？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养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头脑发热，听不进他的话造成的。他受我的连累，挨打挨斗，却无怨言。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他不顾老脸，四处求人找关系，低三下四的话说尽。今天说这话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实情。我是太过分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实在是毫无道理。忽然想起中学时那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父亲一门心思不想让我下乡，尽管首先怕的是危及我的生命，但把锯腿跟不下乡联系起来，也算是应了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同时，他和母亲还在四出打听，寻找民间医生和验方。而我的腿开始肿了，一碰就疼得钻心。陈主任也来家中，说并没有确诊，回医院有更好的条件等。终于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去一个草医家里，据说她治无名肿毒、毒虫叮咬靠祖传秘方，效果很好。这老太婆住在一个破烂的棚屋里，脏乱的床底下，摆着一排瓦罐。看了我的腿以后，就调了一点药膏，放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心，贴在我的左腿腹沟处。叫不要揭掉，等它自己脱落。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醒来，这条腿居然不疼不肿了，“红珊瑚”也消褪了许多。再过一天，就全看不见了。我试着下地，也一切正常。只是还有一点胀胀的感觉而已。
我看到父亲那由衷的高兴。但我的出路依旧是他揪心的牵挂，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操心。这天他绞尽脑汁之后，忽然想起来，可以让老家方面帮忙。于是他就给大队书记写信，意思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回乡下以后对大队也是个负担。希望大队找公社，出个证明，拒绝让我回去。大队书记回信说，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招工走完了，知青点早已不存在。他跟公社书记说了这事，张书记说，只要我们自己要求，公社方面一定给以协助。还寄了个公函草稿来，让我们修改后，直接寄到公社去。由公社直接对专案组发公函，并请提供专案组的地址。父亲接到这封信，竟然高兴得唱起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才知道，父亲原来还会唱歌！
可我更清楚，他是高兴得太早了。如此雕虫小技，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跟那个专案组纠缠了这些年，都已经知己知彼。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段时间，是以为我已病入膏肓，所以没来打扰，一旦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会紧锣密鼓行动起来。早在1969年，局专案组大组长就告诉我，省革委主任有话：此人有煽动性，不宜留在本地。那时我还是“认罪态度很好”的。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我自己都认为是“顽固透顶”了，他们怎么会让我留下？在这方面，父亲只是幼儿园水平。
果然，专案组收到公社的公函以后，马上就觉察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位成员到我家时，我正和另一位好友在后院忙着给人家做柜子。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又锯又刨的，直到一位邻居问他们：“同志，请问你们找谁？”我才发现他们。那位王副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恢复得不错嘛！”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起回农村的事来。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海の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