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按照菲茨杰拉德的说法是:“礼拜天——算不上是一天,到更像其它两天中间的一个缺口”(《疯狂的礼拜天》)。很长的一段时间《费茨杰拉德小说选》是我手边仅有的四本中文书之一,另外三本是《世界旅游指南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卷》、《走遍全球俄罗斯卷》还有《西天》(我是为了校对带着它的,可为了那些被曲解强扭过来的字眼和被分开、删去的段落,看着看着就不怎么舒服)。我有这本费茨杰拉德的书还是因为在列宁图书馆买了原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本书样子很漂亮,就和你一样),随后才请人帮忙带了中文的来。礼拜天,醒在枕头上,想起炎樱说的俏皮话:“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强——在枕头上。”我在枕头上直接看天,天巨蓝无比,和昨日一样,天一再这么好,蓝得叫人心疼,用上海话叫“挖塞(se,四声)”,大约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孩,穿得臃肿肥矮,两嘟噜脸蛋粉嫩粉嫩的,提着一个小桶一个小铲子摇摇摆摆走过来蹲下,开始铲雪,没心没肺随心所欲地挖窟窿,——在你心上,这种感觉——你看着他走过来,就知道他要下手了,心就微微揪起来。这样的小孩就叫做“Children are gay and innocent and heartless”(《Petter Pan》),以叫人挖塞为己任。心疼也比一年前这个时候一醒来独只有一个念头:“又是无事可做”眼睛也懒得睁又沉沉地一头栽回去、再次睡着之前眼泪洇一点出来那样来得强,我想想也是。
天好心要疼,落雨关节疼,落雪我就想你想你想得不行就胃疼,风太大又很硬拍得脑袋疼,我是不是很难搞。
窗台上原来有一盆草,早先也没有,后来有了,后来又没了。有时醒来还没有睁眼,听见鸟或雨或雨夹雪落在窗户外面的暖气管子上,踏来踏去,悉悉簌簌的,有点万爪挠心的意思,脑子里来回过那些俄语的字词句,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有的听着耳熟,人还忽悠着没全醒过来,26路电车叮呤咣啷在铁轨上开,报着站:施瓦勒尼卡街,或是在庞大的地下铁里,列车擦着发鬓呼啸而过,一霎那看清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靠门边站着读一本书,有两个小孩手里抓着树脂恐龙做出它们相互撕咬的姿态,一个醉鬼,一个毛皮大衣女人和一条狗,两个姑娘,一个胖一个更胖——通体透亮的列车一霎那穿过胸膛,我跟前的人穿过我向我身后的人打招呼,地铁里的老女人在那里募捐和卖菜,瞥了一眼倥倥洞洞的我,说了句俄语:“人没有心就死呗。”幸亏我听不明白。我还稀里糊涂地记得一堆词,坐在电车上看见路边商店上的字,读过的俄语三百句……那时刚来不久,天亮得早,醒得也早,故能在床上独自迷糊一阵、缠绵一阵,通常是被亮光照醒的,十一月中以来,雪便一直没有化过,早晨开始赖床,赖五分钟、五分钟,以不迟到为前提,事实上我总是到得挺早,我是个好学生,塔吉亚娜这样认为,我也的确是。寝室至今没有窗帘,没有也没什么不好的,晚上总是看着对面1号楼一片灯,一格一格亮窗子,尤其我这边若关了灯,黑黢黢躺着,想他们还不睡觉。对面六楼住的也是中国人,据说每个屋子都有望远镜。没有窗帘就是能一醒直接看天,天好天坏,天灰天蓝,天晴下雪,穿什么衣服,哪双鞋,路上遇见谁,如何一点头一擦肩。
这里天很空阔,有时很蓝,晴空万里,然而短暂,一束金色的日光总是在很高的地方乍现——像那儿有条结冰的河,哗啦啦裂开条口子,阳光就泄下来,只因着实太冷,河面又迅速冻上了,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蓝,由蓝转白,由白变得比白更淡——那是什么颜色呢?我见到的第一眼莫斯科的天是九月底早晨六七点钟走出机场,并在出机场的车子上,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坐在暗的车子里,惊异地看外面的天,六七点,天完全是夜晚的模样,一点没有亮,颜色古怪地艳丽,竟然是孔雀绿的。小时候用的彩色铅笔,在那么多的铅笔里那一支孔雀绿色的总是刨得最短的,我曾挥霍地在许多画上许多地方都使用它,最后才吝惜起来。我看着天就那么亮起来,惊叹这么美这么美,一面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先是孔雀绿变亮,碧蓝湖水般升起,同底下截然分开,断裂处渗出一条橙色,橙色下面压着一道更细的浓浓的深橘红,颜色固然在变亮,却不变稀。我未曾见过这样的天,至于上海最好看的是凌晨四点略带一点点紫的蓝,清淡的,没有这么咄咄逼人的艳丽,也是偶尔才能见到的,很经常的夜里天都发红,像洗掉了色的不好的布。我总是不睡觉,因此对天色是有发言权的,在上海我熟悉二十四小时的天。这条施瓦勒尼卡街在市南,也不能算太偏,看得见姣美清爽的星空,使人一望而心存感激。极深的近乎黑的墨绿或深蓝色沉在下面,轮廓鲜明,很像不远处有连绵的山峦,知道其实没有,却不知道有什么。
天好心要疼,落雨关节疼,落雪我就想你想你想得不行就胃疼,风太大又很硬拍得脑袋疼,我是不是很难搞。
窗台上原来有一盆草,早先也没有,后来有了,后来又没了。有时醒来还没有睁眼,听见鸟或雨或雨夹雪落在窗户外面的暖气管子上,踏来踏去,悉悉簌簌的,有点万爪挠心的意思,脑子里来回过那些俄语的字词句,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有的听着耳熟,人还忽悠着没全醒过来,26路电车叮呤咣啷在铁轨上开,报着站:施瓦勒尼卡街,或是在庞大的地下铁里,列车擦着发鬓呼啸而过,一霎那看清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靠门边站着读一本书,有两个小孩手里抓着树脂恐龙做出它们相互撕咬的姿态,一个醉鬼,一个毛皮大衣女人和一条狗,两个姑娘,一个胖一个更胖——通体透亮的列车一霎那穿过胸膛,我跟前的人穿过我向我身后的人打招呼,地铁里的老女人在那里募捐和卖菜,瞥了一眼倥倥洞洞的我,说了句俄语:“人没有心就死呗。”幸亏我听不明白。我还稀里糊涂地记得一堆词,坐在电车上看见路边商店上的字,读过的俄语三百句……那时刚来不久,天亮得早,醒得也早,故能在床上独自迷糊一阵、缠绵一阵,通常是被亮光照醒的,十一月中以来,雪便一直没有化过,早晨开始赖床,赖五分钟、五分钟,以不迟到为前提,事实上我总是到得挺早,我是个好学生,塔吉亚娜这样认为,我也的确是。寝室至今没有窗帘,没有也没什么不好的,晚上总是看着对面1号楼一片灯,一格一格亮窗子,尤其我这边若关了灯,黑黢黢躺着,想他们还不睡觉。对面六楼住的也是中国人,据说每个屋子都有望远镜。没有窗帘就是能一醒直接看天,天好天坏,天灰天蓝,天晴下雪,穿什么衣服,哪双鞋,路上遇见谁,如何一点头一擦肩。
这里天很空阔,有时很蓝,晴空万里,然而短暂,一束金色的日光总是在很高的地方乍现——像那儿有条结冰的河,哗啦啦裂开条口子,阳光就泄下来,只因着实太冷,河面又迅速冻上了,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蓝,由蓝转白,由白变得比白更淡——那是什么颜色呢?我见到的第一眼莫斯科的天是九月底早晨六七点钟走出机场,并在出机场的车子上,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坐在暗的车子里,惊异地看外面的天,六七点,天完全是夜晚的模样,一点没有亮,颜色古怪地艳丽,竟然是孔雀绿的。小时候用的彩色铅笔,在那么多的铅笔里那一支孔雀绿色的总是刨得最短的,我曾挥霍地在许多画上许多地方都使用它,最后才吝惜起来。我看着天就那么亮起来,惊叹这么美这么美,一面又冷又疲惫,脸很脏——先是孔雀绿变亮,碧蓝湖水般升起,同底下截然分开,断裂处渗出一条橙色,橙色下面压着一道更细的浓浓的深橘红,颜色固然在变亮,却不变稀。我未曾见过这样的天,至于上海最好看的是凌晨四点略带一点点紫的蓝,清淡的,没有这么咄咄逼人的艳丽,也是偶尔才能见到的,很经常的夜里天都发红,像洗掉了色的不好的布。我总是不睡觉,因此对天色是有发言权的,在上海我熟悉二十四小时的天。这条施瓦勒尼卡街在市南,也不能算太偏,看得见姣美清爽的星空,使人一望而心存感激。极深的近乎黑的墨绿或深蓝色沉在下面,轮廓鲜明,很像不远处有连绵的山峦,知道其实没有,却不知道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