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薛宝钗的道德面具所基于的,不是薛宝钗自身的道德,而是秦始皇和西门庆的道德。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真正意味,乃是女子对自身存在的放弃和对男性权力的依附。这种可怕与其说在于女人的自我祭献,不如说在于女人对自身之于男人的创导权利的放弃。如果说三从四德是男人之于女人的暴力专制,那么女人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信条的恪守则是女人之于男人的审美弃权。力量没有审美导引演化为暴力,审美弃权换得的道德形象又姑息纵容了暴虐的历史。或许是痛感于这样的沉沦和黑暗,《红楼梦》才开宗明义地推出女娲这个女神形象,站在补天的位置上。相形之下,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在这一补天形象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一如她的道德面具在林黛玉形象的对照之下显得那么虚假和苍白。
不管薛宝钗形象在身体上有多少丰满圆润,但由于这种虚假性,在那个历史变易位置上,她只是一团苍白无力的道德象征。这一象征既无力将贾宝玉引出大观园,又无力把变易的推动传递给具有创造原生力的历史主体。当贾探春站在男人的创造位置上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的时候,薛宝钗在一旁关心的却是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一如王夫人赏赐给丫环几件衣物那样的仁慈。这种道德形象既没有审美意味,也没有创造指向;既没有林黛玉式的风流潇洒,也没有贾探春式的心胸气度。至于她对贾宝玉的那种规劝,当然不在于激励对方去做出什么事业,而是鼓动对方去攫取世俗利益。历史的进步虽然与私欲有关,但创造本身却绝不限于创造者的身体以及作为这种身体之延续和扩展的血缘家族。每当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帝王想到将皇位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时,他的创造性也就中止了。女人的这种道德规劝,在历史上的可怕性绝不亚于男人的暴力和专制。正如暴力和专制将历史沉沦于愚昧和昏暗一样,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规范将道德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性和贵族性降低为道德,因为成为人性枷锁而来的专制性和世俗性。而女人一旦丧失高贵的美,男人便如同没有方向的犀牛一样听凭自己的力量横冲直撞。历史的时间性由此失落,变成一团无休无止的混乱。这种混乱的最后结局,则是男人和女人在历史位置上的彻底错位,女人扮演皇帝,男人成了道德楷模。或者说,女人尝试权力的威严,男人出演道德的优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在历史上的最后一幕,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