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应试的压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长曾公开表示，2005年该市高考升学率要“争一保三”。
同样还是江苏省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地区间升学率竞争明显升级，地方党政直接干预加强。市、县、区党政领导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像抓经济指标GDP那样抓教育的升学率。更有少数政府官员明确表态，抓升学率就是体现‘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市、县政府对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学率指标，甚至直接对教育局施加压力，直接给学校校长下达刚性指标，中考、高考结束后，按达标程度和水平奖励教育局和学校。”
郑老师从1985年至2000年一直负责清华大学在广东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学老师就说，我们班高考排第几；校长讲，去年我们学校升学率排第几；教育局长也讲，我们从第几排到第几”。
“为什么地方官员要这么干？学校要这么干？关键在于全国上下都盯着应试的指挥棒呢！”孙复初说。而当下，这根指挥棒的魔力，已经传递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
一些老师对孙复初说，“我们是挂在应试列车上的一节节车厢，不跑也得跑”，因为“直接跟职称、奖金挂钩，还要末位淘汰”。
去年孙复初到浙江某市访问，该市一所重点中学负责人说，“现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残学生。为什么我们学校不抓应用能力、实验动手能力，高考不考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们马上就抓。”
“这已经不是某个城市、某个学校、某个家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孙复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孙复初看来，这根指挥棒造成我国自上而下的考试经济，形成庞大的考试产业。考试产业赚足了家长们的钱。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谈。他问：能不能带个头，不出这些应试教辅类图书？对方当即笑答：做不到啊，孙老师！
2005年9月，国家审计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
“权力加利益。”孙复初一语道破。这是应试教育非但不见好转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这根指挥棒还要把青年摧残到什么时候？”孙教授愤怒地问。
“请出教育家来治理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挂起一块横匾，上书：“每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讨论。
而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逐渐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教法改革——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一份资料介绍，所谓“问题解决”，不是以设问组织课堂教学，也不是站在问题面前，去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教师创设提出问题的实际情境，刺激学生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规性问题，也包括并非显然的非常规性问题，类似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牛顿提出为什么苹果下落等问题。而问题解决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提出了“开放式答案”这个概念，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无数解的。至此，美国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已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是学会探索什么。
几乎同一年代，我国引进了标准化考试，并且，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这种考试模式逐渐影响到课堂教学。
“科学研究不是去解别人出的现成的题，而是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才是创新能力。”孙复初说。
在孙复初与郑老师这两位老清华毕业生看来，“标准化考试什么东西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严重约束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孙教授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了这种“一刀切”的应试教学模式在学生身上暴露出来的缺陷。
他为一批高考英语拿了高分的学生，选读美国大学一年级的物理教材中《测量》这一章。并非深奥的科学理论，如果翻译成中文，内容相当于国内中学物理教材难度；也没有生僻的科技语言，学生说通篇没有生词。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个句子让学生翻译，结果全班平均成绩不及格，全班无一人全部翻译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