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令我生厌。 
在一场电影散场后回来的途中，在那个蛇店的门口处看到了那只笼内的猴子,显然它和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于是将它买了下来；应该，和动物的相处会好过我和其他人类的关系，我想。 
将它运回来后，第一件事就直接进入了浴室，打开笼门。我准备为它全身上下洗个彻底的澡。但它竟向我的身体攀附上来。利爪的猴子，我将它推开。它再度抓上我的身体爬上来，这次用力得多。慌乱中，我以双手奋力排斥它的纠缠，于是用嘴竟咬住了我的左手；用力挣开，嘶！左手中指划出了一道血沟，静脉内的血液喷洒在浴室内白色的磁砖上。 
原来它嘴内两边各长了一颗巨大的獠牙。这是一只你终于发现站立起来到人的大腿半处的泰国猴。圈在笼内两年从来没有出来过，而我竟想帮它洗澡。白色的磁砖浴室内的冷肃，猴子的动物本色对它自己生命质疑该所产生的原始野性。浴室内顿时展开一场心惊肉跳的人猴大战：拳头、踢脚、猴爪与獠牙的来去在那沾满血液的白色磁砖上翻腾着。那是种原始森林内生死拼斗般的恐惧，彼此。 
终于用了那个铁笼子将它困在一角，正好笼门对着它，动弹不得后，终于它才慢慢的爬入了它所熟悉的那个笼子内。 
坐在沙凳上喘息时，心还在胸口内猛烈的跳撞着。是了，大概没错，并非所有的人让我生厌，而是，我愿当就是那个使自己生厌或是使所有的人生厌的那个人。 
这只猴子刚刚就如此的证明了给我看。 
恍然大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我感到空气中有一股暗示的感觉，凝重、稳定，而且慢慢袭来。 
下午从滚石出来的时候，尾随所有的人出门，突然我下意识地摸摸全身口袋,
转身开了办公室的门再进去瞧瞧。“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晚上从香颂的门口出去的时候，忽然又伸手掏钱。“老板，我的账付了没有？” 
“XX已经帮你付了。”我的账付了没有？清了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我的账付了没有？多怕什么东西带来的不能确定，多怕什么东西欠下的还没还清；好像离去的时候所有的价值的清算似的。好像要确实自己所有的成绩、或是施受、或是认定、或是一些什么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倒不禁要笑了。像是要想到，假如在我离去以后，谁在某个夜晚想到我这个曾经存在的人时，可能或不可能掉下的眼泪一样。 
仿佛整个人变成一个快要中空的物体，四周一块一块的黑影已向我靠近，一个个找到它们的定位，像拼图游戏般，在我浑身上下四周凝成整圈的、浑圆的球体。 
几乎全快暗下来了。我只等待最后的一块拼图的带着黑影镶上来，那就全暗了，那我就成为如同一个皮球不带橡皮的内部，浑圆、黑暗、无实质，但具体。我只看到一道光线昏昏暗地指向我，进来；我只等待最后的拼图徐徐镶到上边时，惟一的完整。 
什么是对错呢？什么是黑白呢？什么是方向，什么是真理呢？我只能更靠近,而无法与任何东西真正贴在一起；但当我更靠近时，我似乎离它又越远；我想做得更好的时候，却发现原来那是最差的；我想逃避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似乎是最接近的。我开始想到妈妈，那个生下我的人；虽然是个事实，却难以想像我曾经蜷缩在她温暖的子宫内如此温暖的确实地膨胀地成长。虽然难以想象，却更想妈妈，更想回到她的体内，享受她的青春的喜悦，以及那股黑暗的，蜷曲的无知的，温暖。 
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因为它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了。我曾想用面对面的方式，给它感受一点点热力与温暖；它用冰冷的温度，冷却了我火热的心跳。我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就像一个朋友说的，和尚，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在身旁来去的身影中间，我仿佛永远存在他们夹缝的边缘。我的笑脸后，有一线创痛，而泪眼后似乎隐藏了一丝笑意。当祖父死去的时候，我想我曾经为他庆幸他的解脱，而当我为一个朋友的某一件事高兴了以后，却又先为他想到了一个字：“唉！”我曾经那么痛苦的尝遍欺骗的滋味，却也不得不接受那是一个不灭的定律。 
那么，亲爱的，告诉我，什么是真理？有时候我感觉每一件事物都是那么清楚时，就开始慢慢掉入这种清晰后面的困惑里，而这种困惑本身，却又是那么清楚，清楚得使我照向镜子时，那块镜子变成了一片玻璃，那一边的我，那样的，向我同情地凝视，比我更知道自己，只是我摸不到他而已。摸摸自己的身体，彷佛周身只包了一层假想的皮。

早上醒来的时候，身边静得可怕。铝门窗外的车子来去的声音，非常遥远。沉寂得可怕，稳重得可怕。但我好像意识到一个轰隆疯狂的地震马上就要突然来到，摇动整座大楼，晃动每一扇窗户，捏碎每一片玻璃，荡倒每一个站立的物体，倾裂每一面完整的墙，带来整批震裂人肺腑的可怖的隆隆的巨响，然后将我从七楼的房间隆着稿纸、碎壁、床单、钢琴、水管、沙发、磁砖、蟑螂、闹钟、唱片、天花板、电话、生力面、黑松汽水、抽水马桶、浴缸、铜板、电梯一起重重的摔到地面上，紧接着用八楼以上的所有建筑的残骸砸烂我的身体。后来时钟上秒针的声音逐渐唤回我的记忆的勇气；还好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已经挣脱起来拉开窗帘了。 

每一个人说的话我都要花很大的努力使他们觉得我对他们还感兴趣。我的每一个动作我都会考虑它是否得体，是否多余。自己说的每一句话的语气非常肯定，但自己对它们带了一些怀疑。看着每一张面孔，我都知道他们真正的自我实在是善良的。说实在，谁又愿意如此虚伪的、衣冠楚楚的，装作很关心别人的样子和别人沟通呢？他们的午餐，不是实实在在的吃到了自己的嘴里，而且喂饱了自己的肚子吗？ 

看着婴儿室里的婴儿，我只想到他们的母亲将来会不会喂她们自己的奶。 

我想到那些用自己的笑容来当作手段的人；开始时你会认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友善了。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笑容与关怀太多了一点，直到最后终于看到了那张笑容后面真正的脸，还有那双手，因为太想操纵别人长年累积起来的茧。我想到那些一遍又一遍的谎言，真无法了解后面那具欺骗的灵魂如何去面对一个平静的夜晚的梦靥。 

我不是没有说过谎，但我没有办法了解如何说谎使自己心安理得。还有那些裹着象征圣洁的白色制服的心，如何去榨取另一些早已喘息不已、残缺不全，赤裸而毫无防御能力的心。我仿佛看到一幕残酷无比的厮杀，是用着握手寒喧、笑容满面互相聊天的方式进行。夹处在这种厮杀的行列里，我的手中被绑上一只双面开口的刀,在此起彼落的杀声中困惑着敌人的方向。 

这怎么可能呢？我慢慢发现，虽然他们告诉我敌人在那一边，可是我太明白敌人真正是存在这边的，因为身旁所有的刀上的手，我可以感觉得出来，都隐藏了一点犹豫、一点怀疑、一股焦虑、一股危机。我清楚得感受到每一个人心中都比我更不确定，但他们做出比我要坚定的表情，喊出令我惊讶的、强烈的厮杀声。但我知道近处已经有血腥发生了；冥然中有一股力量能使一些甚至比大多数人清醒的、更有力气的人挥刀斫砍。我知道有血痕数道、有血柱喷洒，有人张皇乱窜，有人死命掩住伤者怖惧尖叫的嘴。而操刀的人早已因各种理由不见了，没有人看到任何操刀的人。有人暗示周遭不要声张。于是看来又一片井然有序。我知道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警觉着四周的刀口甚过于他们对敌人的注意。握紧手中绑上的、双面开刃的刀，我知道，没有一个方向我可以下手。 

将埋在双手中的脸孔抬起来，我发现浑身上下失去了力气，失去了知觉。电话中传来外祖母进入弥留状态的消息时，我几乎笑了出来。多么安适的离去方式，多么潇洒、轻松的人世。早在二十年前，我就知道即使她在骂人时，那是她正原谅你了。即使在数月前的极度神经质状态，我也知道她有一个再清醒不过的灵魂，有一颗永远如此坚定跳动的心。我不相信她这一辈子曾经真正困惑过。的确，她是我永远必须去学习，永远可以告诉我人生的智慧的，永远的外祖母。

现在我坐在这里,整个身体忽然觉得轻了起来，像恰好飘浮在椅子上的汽球。空气凝聚在我的四周，它们不重，也不轻。我觉得我像一条势均力敌的拔河比赛上的绳子。原来因为双方强烈的拉扯而过身抽痛，后来因为拉锯的来去次数太多而迷惑不已，直到双方的力量被证明真正相当时，我的感觉一下收缩到整条绳子上绑着红旗的那一点：因为双方的援军不断地加入双方的尾巴。所以当没有任何一方会输的时候，绑上旗子的我必须输，必须终于断裂。我想到那些满面笑容的人，我必须转身；虽然我知道他们也绝不会赢，但难道看到一张终于不能发笑的脸就是我原来要的吗？而为什么竟会有人为了一点点面子的问题就真的否认真心是存在的？而当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谎言时，我的感情不也是不够坚定吗？但，什么是坚定的呢？是不是将我那有如风筝般飘来飘去的情感靠一条线掌握在掌上的另一只手？

昨夜我梦到一具美丽的身躯裸陈在平交道铁路上，众人观望，没有人想采取任何行动，连讯号管理员听到火车的声音远远驶近时都不记得将栅栏放下来，他只是双手叉腰观望，如众人般带点好奇、带点惊讶、带点茫然。而我并不觉得挽救她对所有的人会有什么帮助，我只想飞奔冲向那列迎面驰来的火车头，让那撞击的音响来转移所有人的注意而已。 

我想到，我算什么样的人呢？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地方安置我？假如我是个歌手，假如我是个医者。我知道都会有人不满，而且不安，他们可不愿意见到这么个奇特的人，别说听到他的声音了！老杨向我说过一个他想到的剧本：“有一个人，全身穿黑衣，戴墨镜。出现在许多的媒体上，做过很多奇怪的事，带来很多奇怪的感觉。后来人们终于发现，原来那是一些人扮演的形体，而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我想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人。父亲一向非常担心我走音乐的路。多年前，在傍晚的电视前，他一边看着银幕上的新闻，一边自言自语似的向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就是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多年后他儿子会想到自己的多余。我夹处在两种职业的选择之间，在东与西的矛盾之间，夹处在政治势力的对立间，夹处在爱情的绝对谎言与真心之间，夹处在熟识与陌生的人们的眼光之间，夹处在人性的虚假与现世的真实之间，夹处在不满的呐喊与茫然的沉寂之间，夹处在黑衣与白衣之间，一如黑夜与白昼之间。

我想到了我该像是黄昏，至少必须带点美感。我想到那个陨落的孩子，世界不能容纳他的来到，他的父母大年轻，无法给他一个该有的家。但，他依然是在那边的，假如你可以感觉得到的话。他在的，偶尔哭泣，但没有哀痛；偶尔笑笑，但没有快乐。它可不需要任何怜悯，它也从来没有亏欠过人世什么。他只在风中静观，在风中游戏，在风中哭泣，随着风来，随着风去。世间，所有的所谓不平，也不过如此。我开始想到我写过的一首歌。真的，即使在炎夏的密闭的大楼中这样的一个宁静的午夜，我的内心还是苍凉寒冷的。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开始想像人们之间打招呼时的脸庞…… 

我的确是恰好飘浮在沙发椅上的气球，没有任何重量。四周不轻不重的空气，又像拔河比赛那均衡的一刻所带来的，撕裂似的抽痛后，均衡的惟一暖意。慢慢的，好像我找到了一点终于确定或是值得的，开始有一个肯定的去法。四周的厮杀声隆隆响起，变成一片暗灰红色的蝉鸣，凉凉；我手上仍绑着那把双面开刃的刀，我于是确定它惟一的指向，耳中终于响起那些儿童合唱的歌声，鼓声苍茫而有力。这个客家人的儿子，你带来了什么？欠的你还清了吗？你不会说家乡话，只有你母亲永远抚平你不知所措的情绪。 

但，亲爱的母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诗：美丽的宝岛
 
美丽的宝岛 
人间的天堂 
四季如春呀 
冬暖夏凉 
胜地呀好风光 
阿里山，日月潭 
花呀花莲港 
椰子树，高苍苍 
凤梨黄呀香蕉香 
啊，美丽的宝岛 
人间的天堂 
四季如春呀 
冬暖夏凉 
观光的好地方

家（三） 

家——《墙》 

我反复看看四壁。太熟悉了。熟悉到以前有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是讨厌起它来了。 

那期间——如果我还是坐在这里的话——我几乎会感到母亲的声音就要从门的那一边传过来，叫我去吃饭。我恨透了那些用吃饭、洗澡、功课与睡觉之类的东西规划出来的日子，它们像是另几道墙，比这四面的墙还冷峻得多，把我的自由分割成好几块；而我那时候也早已体会到了，当自由被分割的时候，就像一只鸡被切成几大块，你叫它鸡肉，它已经不是鸡了。 

记得有一种最亲切而爽快的回忆，那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大人们正开始忙着那些饭后整理、洗澡与松懈的三不管时间里，我一个人偷偷摸摸从门口摸出去的感觉。 

门外是另一个世界，即使门外的屋檐一样熟悉。夜晚会带来另一种心情：冷静，黑暗，悠闲与清凉。尤其是跑出家门三十余公尺左右，到了街角时，迎面吹来的风会告诉我，确定今晚的潜出是成功的。所有的墙已经被它们自己的同类封死，所有的时间在我意志的安排之内，所有的呼唤在我耳朵的听觉之外——听着，是我没听到，不是我不听。因此，事后任何的臭骂，我仍然可以理直气壮。而你也知道，即使手上只套了几条橡皮筋，我已经把一个早夜的整条街全栓在手里了。出去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来了。

家——《窗》 

在雨后的下午，有时我会在凝着雾气的玻璃窗上，用手指写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永远会是个秘密。这扇玻璃窗会替我凝住这个最深、而且最透明的情绪。我后来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这扇窗子。父亲在这窗子上装冷气施工的时候，我把功课移到沙发上去作。我愤怒地折断了一枝墨水不顺的圆珠笔，撕毁了一本错字连篇的笔记簿，而且用火柴在桌角上烧了一个永远移不去的焦痕。从此冷气装上了，炎热的下午变得凉多了，蚊虫也不会再飞进屋子干扰我的情绪，但这扇窗子永远再也打不开了。 

窗外楼下的屋顶瓦片上，有许多橡皮筋，是我在那么无聊发楞的下午一圈圈打出去的，我记得几乎已经快可以打到马路上了。这扇窗子以后只成了一道透明的墙，后来就不可能有那种想抚摸天空的感觉。而且，我讨厌下雨时雨滴打在冷气机上那种硬梆梆而沉闷的声音。 

但至少我仍然可以在玻璃窗上写下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她的名字会在天空的背景下，显得特别清晰，透亮；遥远，但可及。这永远会是个秘密。

家——《女孩与枪杀麻雀的少年》 

有一阵子，用空气枪打麻雀变成了我们家这一带最先进的行为。隔壁住了一位神枪手大哥，他借来一枝空气枪，继续着他在这一带孩子们中的领导地位。空气枪沉着而威严，黑亮而冷酷。你很难在那么多兄弟之间能有机会抢到那枝枪试试，尤其我的年纪是如此轻的辈份。很难忘记当初那种热切但必须仅表现出稍有兴趣的冷漠的围观心情。但机会终于来了。 

是那位大哥在装子弹后误触扳机，伤了一个我一向不知道名字的整天垂着鼻涕的黑皮肤的另一条街过来的黑鬼的那次。子弹并没穿透他的皮肤，我第一个观察到的；但那种痛楚可想而知。那个黑鬼倒地抱腿呼天叫娘。现场一片大乱，咸认大难临头。是在那枝枪被所有人拒绝承认与它的牵连关系，被抛弃在地上而大家全去抢救那个流鼻涕歇斯底里痛哭的黑鬼时，我终于握到了那把枪。真的没有人注意到我。 

很容易潜伏在一个没有同伴的地方，而且很容易在电线杆上找到那只麻雀。 

我知道我对麻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有时在它们边叫着边飞过去时，我完全不在乎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会去注意一下它们在电线杆上的表情；有时候我慢慢观察它们在地下蹦跳着啄食的警觉神情；但我想最令我不满的一点，是它们有翅膀，随时可以飞走。

我开始举枪瞄准，枪身果然沉重，但稳定。木制托柄靠紧下巴，温和而有力。整个世界凝结在两点瞄准器与偶而晃动着脑袋的麻雀形成的探索的直线上。摒住了呼吸，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胸口。手指逐渐在扳机上用力，有点儿汗水。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机会。扣。 

那只麻雀真的就这样直楞楞的掉到地面上。 

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幸运的或准确的人。功课平常，顽皮，没有什么特长。有什么奖抽的话，永远是“铭谢惠顾”。赛跑时很容易看出我在一群同辈中中等的发展程度与定位。除了在游艺会内扮演过一群强盗内的小喽罗外，从没有任何出风头或显示自己特殊的纪录。但这次，我的生平第一枪就打下了一只麻雀。 

我赶到时，它的翅膀正停止了扑动，腹部渗出一丝血迹。我跪在地上凝视着它，无法相信这个奇迹似的命中。它的眼睛己经闭上了，爪子略微缩起。翅膀早已停止不动了，但扑动后凌乱的羽毛正缓缓的，结论似的，轻轻的翕拢在一起。 

女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身旁。她也不再凝视着那只麻雀的尸体。我相信她完全没有分享到我的兴奋、无措与壮举后的莫名，因为她看也不看我一眼，隔一下就走了。从此我发现她再也没有正面瞧我一眼。后来听说她家搬走了，搬到遥远的新店。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后来对我有那样害羞的笑容了，我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用那把枪去枪杀麻雀。 

也许我们没有翅膀。我们不能飞。

家——《门》 

五、六年前哥姊相继踏出家门以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仿佛看到哥出门时的背影，他那时身材就有点微微发胖，略吃力地将行李放在汽车的后厢。 

他脸上还是挂着那不大自然的笑容，尤其有那么多人来送他。 

妈哭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哀伤的哭法。 

我绝少看到妈掉眼泪，她确实是全家族里面最强的人。在爸妈有一段不合的时间里，她用双手包容了所有的酸楚与困难。我知道她心里有一种像海一样的东西，使所有的情感汇集在那里，然后她用她身体的热度将它们蒸发，没有人需要看得见。 

天下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她那弱小的身躯扛不下来的。 

她哭得显然也不很自然，你知道她也不是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但我觉得她的哭法就应该是那样，我想我的母亲只有一种流眼泪的方式。她让你知道她是坚强的，而且恰如其份。 

我后来才知道，所有真正坚强的人，都是比较吃亏的；你必须花那么大的功夫，才能学到她那么一点。我说她的眼泪恰如其份，但也足以暗示我，这个家已经在稀释中，也许它已经在变成另一种东西了。当有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后，那道门似乎就永远将它隔离了。住在里面的人仍然按时在清晨将这门打开，在晚上把它关上。 

仍然有人守住这扇门，使它的内部多少保持完整，使它维持住最起码的，家的感觉。

家 

我看到晕黄的光亮，桌上的灯柔和地轻抚着每一件看得到的家俱。一套轻型的沙发上，坐垫不经意地摆着。木条的地板掉了一些深褐色的漆，闻来有一股经过例行清洁的淡淡木头味。每一道棱角依然整齐；茶杯覆盖在那儿，像在等人随时取用。墙还挺挺地拥抱住整个内部的温暖。床静悄悄的卧在那里，所有的椅子规规矩矩地并坐或对坐箸，窗子半阖了眼帘。门，仍然坚定地挡在那边。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 

许多年前有一对年轻男女，相爱而结婚，他们开始慢慢经营出一点空间，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他们开始抚养他们自己的儿女，小心整理每一道射入室内的光线，使它们在四壁间反射出一种熟悉的，带有情感的光泽。后来屋内的情绪变化开始频繁，有时炙热，有时清冷。门，就这么开开关关个不停。整个内部变得一片生命的流动体，即使没有人在内时亦然。家具都知道的。后来有人终于陆续留下了背影在门口消失，而且不再回头。它开始慢慢维持住起码的余温，保持尚称得上柔和的昏暗光泽。那一对男女终于变老了，但他们仍捧得住那余温，抚得出那光泽，即使外人根本感觉不出来。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但也只有那昏暗而柔和的光所照着的全家福相片能证明它曾经那么确确实实发生过。你可以在空气中略略闻到一股淡淡的气息，优雅而庄重。这是人类的故事的轨迹，这是我的家。

说实在话，“艺术”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脆弱到比计程车费涨价这样的东西还不值一顾。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会因为没有“艺术”而死掉（除了可怜而执着的艺术家会饿死以外）。我这样说也许无情而残酷，但艺术家假如不能提供别人能感觉得到，我说，感觉得到的作品的话，一个执着但无能的艺术家饿死其实也只是一个活该的事实。因为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其实不应该管比他自己肚皮更多的事情。 

看过许多的气质：热情、激昂、痛苦、沮丧、衣着发型、悲愤、爱情与悸动、流离、老人茶、脏、怪异行径，等等，但有趣的是，当他们了解到现实不会向他们妥协时，或躲在家里纳闷，或转行，或出国深造，那时他们却又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这其中有许多人（据他们自己说）把艺术看作是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因而上述这种结果只能证明他们对艺术的背叛能力还是相当强烈的。我实在不愿这么残酷的来看这种事情，但所有的结果告诉了我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 

内涵、诚恳度、美感、自由、正义、真实、想像力、情感、气质、关怀、人性，等等，都是谈论“艺术”这个东西时常会产生的一些用语。许多人乐此不疲，仿佛拥有这些名词以后即可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天才。说实话，我没有能力去讨论这些东西。当天才们在热烈进行讨论的时候，凡人最好闭嘴。天才们的特点是使别人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大深奥了，天才们大激动了，他们一拍桌子举世震惊，革命于是风起云涌，因此，凡人不宜。我只想了解用什么厂牌的弦能令我的吉他听起来略有不同。天才们偶尔会非常关心辛苦的劳工同胞们的生活，他们热烈地讨论中下阶层的生活困境，并且将一股浓浓的乡土关怀及乡愁情绪藉着手中的名牌香烟倾吐出来。

当我在想着如何筹备一场学生演唱会时，我更无法不感到自卑：天才们的神圣使命感使这个动乱的大时代平添了几许尊严。他们确实也不会忘记去讲一些别人私生活上的一些私人事情，他们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因而使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道德在一个沉寂的夜晚放出不朽的光芒。天才们知道怀疑别人的人格是必须的.

哦！怀疑，是的，虽然天才们为了自己的私德从不去用这个难听的字眼，但他们确知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格是界定即使像一件小小的陶艺品这样的东西的艺术价值的最起码标准。天才们的审慎态度通常使平凡的我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坐在他们外围，甚至不敢告诉他们我的音乐可能在唱片行内有得卖。我无法想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集体反应产生，因为通常他们只要听到“商业行为”这四个字，掩鼻、呕吐、晕眩、四肢发软、歇斯底里、尖叫、痛哭、捶胸顿足、休克，等等诸样生理反应都可能发生，而你绝不可以去伤害天才的。因为天才们确知，艺术像他们自己一样，是无价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绝对民主，而且绝对专制的。艺术只有两种，好的，和坏的。 

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整天和巴赫、莫扎特、勋伯格的音乐厮混在一起而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好的”音乐聆赏者，他充其量只是“好的音乐”的聆赏者而已。但谁说贝多芬就没有骗钱糊口的作品呢？因此，对于那些只晓得“跟随着音乐革命先驱的脚步”听音乐籍以提高本身音乐格调的聪明人而言，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只知道,庄严的弥撒曲加上一套超高价值的音响是无法使一个庸俗的心灵升华的。当一个人坐在那么大一对喇叭前四公尺距离严肃地聆听帕格尼尼的超技练习曲而想从其中获致“高度临场感”时，我只知道音响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傻瓜而已。

人们到底想从严肃音乐的世界去认同什么呢？或是被认同为什么呢？在1983年的一次音乐展里，有这样的现代音乐作曲家说了这样的话：“假如你们对我的音乐还有感觉的话，表示你们的音乐心灵还没有被环境里的音乐污染。”这位可怜的作曲家，他显然为了自己的音乐未曾受到广泛的重视而感到愤怒与伤心；但音乐毕竟是民主的，当观众在布满红地毯的大厅内用他们困惑迟疑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尴尬与不解后，回家后再度放起肖邦的夜曲来洗涤那一个被那些恐怖电影配乐似的现代音乐污染的心灵。所有的人困惑着同一点：何处不妥？何处短路？在整个荒谬的艺术环境里，我们得设法使音乐变得至少比较不荒谬。

有些人孜孜于用他们自认为是的观念去肯定、否定某些艺术品或个人，却忘了整个大环境本身就是个混沌未明的局面，忘了环境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养份来灌溉一个创作的胚芽，于是他们赞叹一朵鲜花的娇艳，践踏一堆杂草的荒芜，却忘了一片树林成长的历史。这些人依我看，只是知识水平的道德戒律使他们没有去从事翻版唱片的行业而己。

巴赫听不到莫扎特；莫扎特听不到舒伯特；舒伯特听不到李斯特、肖邦、舒曼；而这几个家伙又听不到斯特拉文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连《猫》都听不到，别说重金属摇滚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的问题只是选择的问题，而且还有，选择得对不对自己的个性的问题。

假如你要严肃一点看，我们所面对的，实在是自有人类以来在人与音乐之间最大的一个困惑。绝不夸张。

怎么办呢？你喜欢什么音乐？莫扎特？但你对肖邦怎么交待？而且，舒伯特也挺浪漫的，甚至，假如没有冒犯你，理查德．克莱德曼亦清新玲珑，怎么办？什么？你都喜欢？对不起，问错人了，看来你是那种有个手提收录音机就可完全满足的家伙。

我们要那些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乐的人，而且，不喜欢其他的干扰。古典音乐？对不起，这样的人通常有点自认清高，而且，不见得是对老的乐器声音有兴趣，而极可能是对死去的音乐家的作品才感到有信心。这种人投机取巧，专拣死人的便宜，挑活人的是非，最不可靠；好大喜功，莫以此种人为甚。像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一样，这些人充满了无聊的自大，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但绝不会一辈子安份在欣赏者的角度听音乐，而是特别喜欢评估音乐家水准及音响的音质。眼高手低,通常连大提琴及倍低音琴的四根弦在音程上的不同都搞不清楚。

那么你到底真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太难了。

但我真的认为这是我们时代一个最大的音乐问题∶选择大多了，我们只有两个耳朵，而且它们必须只能同时听一种声音。所以，如果你最近感到困惑，你绝非惟一的孤独者。而最后的方式很可能是，顺从你的心情，上午刮胡子时，巴赫《布兰登堡协奏曲》；中午吃饭时保罗．莫里亚乐团；下班赴约计程车内麦当娜与晚上睡觉前的蔡琴。然后你马上发现自己变成一个事实上只拥有一台手提收录音机的家伙的同辈。

最糟的是以前对音乐，对某些乐团、某些乐曲、某个歌手的那种狂热感，竟逐渐消失了。现在，都不错，甚至，都很好。但，这个很好完全不是以前那种你会为了某个曲子触电的感觉了。糟糕。

小心地说出两个字∶老了？

还是，现在的人面对音乐的心情。本应如此？而且，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你发现这不只是音乐的问题。现代的人对爱情呢？还这样去暗恋一个异性，直到死都不愿将这秘密透露？对政治呢？骂人的人到处都是，但革命的理想者呢？还有，我们忠于什么样的资讯呢？饥荒，流血、剥削与斗争，有什么是你真正忍受不了的，无法视若无睹的？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自十九岁起就开始整天对著电视机与诸多份报纸前流泪、悲叹，如今他是个职业同情家，以聆听别人的不幸的方式谋生。我也亲眼看见，嘴里嘲讽著别人“英雄变混蛋”的人，马上变成了一个英雄，马上再变成一个混蛋。于是我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如此精采的时代，你可以用苛责别人作为手段与资本，用最省力的方法走向那条英雄变混蛋的路。

终于，我知道，巨变已经来临了。你必须变得更薄，因为你要变得更宽。你本身终于就是要能成就为一件艺术品，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既然你不可能逃掉，为什么，不全部卷送去算了？

使自己带点透亮。

这样的时候，终于来了。想著自己是某种树，而不是某个音乐家。

整个东西，是种声波，而不是音符；
整个东西，是种品质，而不是说出的道理；
整个东西，是那颗心，而不是大脑；
整个东西，是种沉默，而不是声音。

1809年，门德尔松；1810年，肖邦、舒曼；1811年，李斯特；1813年，威尔第、瓦格纳。好家伙，短短的五年之内，出了六个巨头。我们谈的是人类音乐史的巨头。这样的密度，在19OO年美国的柯普兰以后，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也许我的看法是功利式的偏见，但，事实是这样的∶传统音乐在二十世纪很明显的向谷底滑落了。我是说，这样的一种形态、编制，这样的一种发展，与它的王国。

音乐民主化了。

从巴赫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堂的金字塔的顶点，向下宫廷、沙龙；斜肩浪漫掠过；民族乐派，到十二个音各自为主，或谁都不是主而相互攀附，依次入土。到今天民谣摇滚流行重金属与电脑。1685年出生的两巨头，巴赫与亨德尔，三百年后以同量的天份分布于数千数万个摇滚乐手的母亲的胎盘内，化成另一种东西再度来到这个世界。

坏消息是，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巴赫了；好消息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大事不好，忘记换衣服了。我是超女飞歌，楼上是我发的。。�

哈，我知道的，梦秦是代吧。辛苦了！

P.S. 气枪，还真没玩儿过，不了。我只玩儿过水枪和弹弓。

罗大佑老了，我们应该允许他偶尔的夸张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