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富国强兵。 

在《商君书》里，君主作为一个明主，作为一个圣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内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是为其证。 

“公”不仅仅是手段，还是目的。“尚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国强兵”。《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由此看，富国强兵这一目的的达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果，而是与前后各个思想特质互相维系的，富国强兵中也体现了重法及维护君主权威诸原则。《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 

第五，维持稳定。 

为保障君主的地位，仍需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尚公”是政治社会稳定的保证。《开塞篇》曰：“其道亲亲而爱私，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修权篇》亦曰：“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而富国强兵则与政治社会稳定相表里的；富国强兵，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关键在于，社会及政治的稳定，不会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尚公，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从现代思想的意义上讲，《商君书》思想中的“公”观念，是先秦思想“公”观念的蜕变。《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公”则是强调“天下”之意，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而《吕氏春秋·尚公篇》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则更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以天下、国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 

《商君书》中的“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绝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说，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治理工具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在《商君书》中，我们尚能看到“公”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点孑遗，那么，至韩非子，他在继承《商君书》的“公”观念的基础上，在维护、强化君主利益上更进了一步，形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秦统一以后，李斯所提出的“督责之术”则更是其中的极至[vi]，法家“公”观念的演变，当另文述及。 

二 《商君书》“尚公”思想的理论依据及保证措施 

《商君书》之“尚公”思想，除了其历史进化论及社会角度的考虑，尚有学理上的论证。这个论证，其材料散落在《商君书》各篇章内，笔者不揣浅陋，钩沉索隐，以成其说。其“尚公”思想的理论依据及保障措施，与该思想之基本属性相互维系、相互发明，形成一个“公”的思想体系。在“尚公”的社会政治理念下，这些行政措施作为对民众的控制手段，将民众规范在组织整体之内，使其丧失了自主性，从而落入政治盲从的窠臼，直至成为专制主义的附庸和帮凶。另，《修权篇》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亦可为此论证提供线索。兹略条陈如下： 


第一，君主独制。 

“尚公”即为“尚君”，那么，保障君主权威也就能保有“公”。《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因此，“尚公祛私”，也就是“隆君”。《垦令篇》云：“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君、民两方面皆“尚公”为壹，那么统治的目的就会达到，即“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君人者不可不察也”[vii]。《算地篇》曰：“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壹言篇》又云：“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所以，君主的所有“尚公”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此间。《君臣篇》曰：“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即是此意。 

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强；而无虱久者，必王”[viii]，如此，则民众之自由及运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 

第二，愚民。 

愚民之举，即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禁除游学言谈，使民众思虑单一，使思想与君主保持一致。《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又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第三，农战。 

若使民众思虑单一，最好的办法是使之归于农，归于战。《壹言篇》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农也。”《农战篇》云：“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出路尽归于农战之一途，除此别无他法，“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ix]”如此，“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x]。 

农战，其直接的政治效应是富国强兵。《更法篇》曰：“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农战篇》曰：“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同时也能促进思想上的统一。《农战篇》曰：“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再者，“尚公”与“农战”是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垦令篇》曰：“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战篇》曰：“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于农。”《算地篇》曰：“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说，其官乱於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於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於农。归心於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於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於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後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於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於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於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於农而已矣。　　

『去强』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於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於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壹言』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於农也，不可不变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 
　　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於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於国，私门不请於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於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於时也。 
　　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於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於壹而已矣。 　　 

『错法』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劳，赏必加於其功。功赏明，则民竞於功。为国而使其民尽力以竞於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主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後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 得者，法之谓也。 


　　
『画策』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靡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於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於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名尊地广，以至於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於战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战者，民不勇。 
　　圣王见王之致於兵也，故举国而责之於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之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媳、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 
　　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悬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於内，男事尽於外，则入多矣。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於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