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较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虽然稍弱，但仍是此期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总体气候偏凉，尤其是冬季偏冷，连续性蝗灾发生率较低。但蝗灾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扩大，幽、冀及江南的蝗灾发生年显著增加。因《春秋》灾异观的影响，此期对蝗灾的治理仍依靠人力捕杀，但也出现了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新方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战争与包括蝗灾在内的灾害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英文摘要】Compared with the Hah Dynasty, the plague of locusts was slightly weaker in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ut it was still one of the greatest natural calamities of this period. As it was generally colder especially in winter, successive plagues of locusts were rare. But the plague of locusts extended to more areas. The number of years when the plague of locusts happened increased obviously in You,Ji and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Influenced by the calamity idea in Chun Qiu, people relied on manpower to catch and kill the locusts, meanwhile, the new method to change the farming structure was also u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 era of disorder, wars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hain of calamities including plague of locusts.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蝗灾
the Wei/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plague of locusts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5)01-0030-06
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各类灾害的频发时期。战争和灾害的交互作用，促成国家和社会的诸种矛盾复杂化和经常化。与两汉时期的灾况仿佛，蝗虫为灾依然是此期威胁农业生产、危害百姓生活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
      一、蝗灾发生的时间分布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灾害的发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有过具体的数字统计。在这369年中，遇灾619次，其中蝗灾31次，占各类灾害总数的5%。（注：除蝗灾外，其他灾害发生的次数是：旱灾137次，水灾133次，地震93次，风灾87次，雹灾53次，疫灾34次，歉饥29次，霜雪22次。参见《邓拓文集》第2卷，第44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与秦汉蝗灾占灾次总数的13.3%相比，（注：邓氏统计秦汉时期各类灾害共发生375次，蝗灾为50次。这个统计亦不准确。我们的统计数据是55个蝗灾发生年。）此期的蝗虫为害明显减弱。
仔细查阅相关史籍之后，我们发现邓氏的统计并不准确。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43个蝗灾发生年，（注：邓氏对灾害次数的统计标准曾加限定：“凡见于记载的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的轻重及灾区的广狭，也不论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要是在一年中所发生的，都作为一次计算。”（前引书第43页）这个标准用于蝗灾统计，缺陷是明显的，本文弃用“次”的统计概念，而代之以“蝗灾发生年”，即凡一年中一地或数地发生蝗灾，即计算为一个蝗灾发生年（或简称为“一年次”）。）占年代总数(220-589)的11.65%（若加上仅见地方志所载的蝗灾，则为58个蝗灾发生年，占年代总数的15.72%），大约9年中就有1年发生蝗灾，就发生年而言，只比秦汉稍弱一点。
这43个蝗灾发生年年份的具体分布是：
三国曹魏有2个蝗灾发生年：黄初元年(220)和黄初三年(222)。
西晋时期见于正史及其他著述的有6个蝗灾发生年：泰始十年(274)、咸宁四年(278)、永宁元年(301)、永嘉四年(310)、建兴四年(316)和建兴五年(317)。（注：不见于正史却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复有四个蝗灾发生年：咸宁元年(275)、永兴元年(304)、建兴二年(314)和三年(315)。）西晋立国凡52年，蝗灾发生年占西晋一朝总年数的11.5%。


东晋时期蝗灾发生年共有12个：（注：此为最低数字。由于史料记载的含糊，有些蝗灾发生的年份实难确认，故未作统计。如《晋书》卷26《食货志》：“（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太兴元年(318)、太兴二年(319)、太兴三年(320)、咸和八年(333)、咸康四年(338)、永和八年(352)、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一年(355)、太元七年(382)、太元十四年(389)、太元十五年(390)、太元十六年(391)。（注：仅见于地方志的尚有咸和五年(330)、咸康三年(337)、永和十二年(356)、升平三年(359)、太和三年(368)、宁康元年(373)和二年(374)等7个蝗灾发生年。）这13个蝗灾发生年占东晋享国年数的12.7%。这个数字包含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蝗灾发生数，若单是东晋境内，比例没有这么高。


南北朝时期，南朝境内共有4个蝗灾发生年：刘宋元嘉三年(426)、萧梁大同元年(535)、大宝元年(550)和陈永定二年(558)。（注：此年北齐亦有大蝗灾，总计时合为一个蝗灾发生年。）北朝（不计算隋朝）境内共有20个蝗灾发生年，其中北魏有14个：兴安元年(452)、太安三年(457)、太和元年(477)、太和二年(478)、太和五年(481)、太和六年(482)、太和七年(483)、太和八年(484)、太和十六年(492)、景明四年(503)、正始元年(504)、正始四年(507)、永平元年(508)、永平五年(512)。北齐有4个蝗灾发生年：天保八年(557)、天保九年(558)、天保十年(559)、乾明元年(560)。北周共有2个蝗灾发生年：天和六年(571)和建德二年(573)。（注：仅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尚有北魏永平三年(510)、熙平元年(516)和北齐天保元年(550)、天保二年(551)等4个蝗灾发生年。）
在这43个蝗灾发生年中，以下所列属于重大蝗灾：
曹魏黄初三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以振之”。（注：《三国志》卷2《文帝纪》。另《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载：是年“秋七月，冀州大蝗，饥。”《晋书》卷29《五行志下》和《宋书》卷33《五行志》亦有相同记录。）


后赵建武四年(338)，冀州有八郡大蝗，“赵司隶请坐守宰，赵王虎曰：“此朕失败所致，而欲委咎守宰，岂罪已之意邪！司隶不进谠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无辜，可白衣领职！”（注：《资治通鉴》卷96晋纪十八。）
前秦皇始四年(354)至五年，关中一带发生连续性蝗灾。蝗灾过后，百草无遗，牛马噉毛，猛兽食人，行路断绝。（注：《晋书》卷112《苻健载记》：（前秦皇始四年）“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健自蠲百姓租税，减膳彻悬，素服避正殿。”《魏书》卷95《临渭氐苻健传》“关中大饥，蝗虫生于华泽，西至陇山，百草皆尽，牛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断绝。”又《资治通鉴》卷100晋纪二十二：“（皇始五年）二月，秦大蝗，百草无遗，牛马相噉毛。）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幽州蝗灾，延袤千里，苻坚“遣其散骑常侍刘兰持节为使者，发青、冀、幽、并百姓讨之”。可是经过一个秋冬的扑除，蝗害仍未消除，以致刘兰为人所参，欲下狱治罪。（注：《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北魏时期的蝗灾以太和六年至八年的连续性蝗灾为害最烈。据《魏书》卷112《灵徵志上》记载，太和六年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蝗害稼”；次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太和八年四月，“济、光、幽、肆、雍、齐、平七州蝗”。


北齐的3个发生年中，以天保八年至九年的连续性蝗灾为害最大。从天保八年夏季开始直至九月，齐境黄河以北6个州、黄河以南13个州、都城附近8个郡蝗虫滋生成患，群蝗飞起，漫天遍野，声如风雨，一度遮住了都城邺的上空。次年四月，山东蝗群又起，官府派夫役扑而坑之。《北齐书》卷4《文宣纪》：（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次年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注：《北齐书》卷4《文宣纪》：（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次年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北周的2个发生年中，以天和六年的蝗灾影响较大。这次灾害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以致朝廷次年三月下诏，要求灾发地区“正调之外，无妄征发”。（注：见《周书》卷5《武帝纪》。）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看，此期不见蝗情的时间间隔最大值为52年(222-274)，其次为35年(391-426)，间隔20-30年的有4段，间隔10-19年的有5段；而蝗虫为害频次较高的时段是310-320年、333-355年、477-484年、557-560年，同中国历史时期内的蝗灾大爆发一样，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注：关于蝗灾大发生的周期性，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蝗灾大发生呈现出周期性（如王培华），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周期性（如满志敏）。）
      二、蝗灾的空间分布
按照现代灾害学理论，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一般从灾害活动区、灾害规模中心、灾害损失中心和灾害频发地带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由于史料的限制，此期的蝗灾损失中心难以作出细致的统计和说明，而其他三个方面，我们也只能说个大概。
马世骏先生曾对飞蝗的发生地和为害区域做过精细的研究。他指出我国的飞蝗三亚种各具有自己的分布区与发生地。较之西藏飞蝗和亚洲飞蝗，东亚飞蝗的分布要广阔得多，北部在北纬42°以南，西部可达东经105°以东，东及沿海，南达海南岛。因飞蝗发生数量、大发生频率、生境条件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不同，东亚飞蝗有发生地和分布区之分，发生地又有发生基地、一般发生地与临时发生地之别。长江以北的华北平原，即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及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冲积滩地是东亚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地势多在海拔50米以下。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湖滨洼地亦有东亚飞蝗大发生，但发生面积较前者为小，发生频率亦低。（注：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第9-10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南史》卷58《裴邃传附之礼传》。）大宝元年(550)前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注：见《南史》卷80《侯景传》。）然而，大旱未必一定都会引发蝗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年发生蝗灾的不过1/3，也就是，旱灾只是蝗虫为害的条件之一。而且，从蝗虫生物学角度而言，适度的旱有利于蝗虫的发生，过度的旱反而对蝗虫发育不利。因为蝗虫卵孵化的幼蝻不在低于35%相对湿度中发育，过旱的土表不适于飞蝗产卵，蝗卵失去水即丧失活力，且在45℃的高温下胚胎的生活力只能维持10小时。因此，蝗虫的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干湿度（注：见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第16页，郭郛等《中国飞蝗生物学》第444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史料中，我们也发现水灾与蝗灾发生联系。如《晋书》卷34《杜预传》载：“秋，大霖雨，蝗虫起”；《宋书》卷33《五行志》：“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在蝗虫发生地，夏季大水之后的沿河高地以及滩涂一带在三十余度的高温作用下，极易生发蝗虫。清陈崇砥《治蝗虫》说：“蝗为旱虫，故飞蝗之患多在旱年，殊不知其萌蘖则由于水，水继以旱，其患成矣。”陈氏此说在现代治蝗工作者的灭蝗报告中屡屡提及，被证明是合理的。
据张九辰所作《中国历史蝗灾间隔100年频次表》，（注：参见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第十八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发现自西周以来，公元1-199年、900-1099年、1200-1399年、1600-1799年为蝗灾频次增多的时期，为蝗灾活跃期，而其他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则属于蝗灾的平静期。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此期的总体气候。气象史学家大多认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征是寒冷，在天气现象上表现为霜雪终日的推迟，整个春季气温偏低。冬季气温高低对蝗虫的影响甚大，气温偏高，越冬虫卵成活率高，次年容易形成蝗灾，反之，则降低越冬虫卵的成活率，破坏了蝗虫延续繁衍的条件。（注：参见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9页和第9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较之两汉和隋唐，此期的蝗灾连续性发生年是不高的，而且夏蝗之后复秋蝗的情况也比较少，都是与此期的气候偏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