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想起来谈《从中国的民族性谈中日关系》这个话题？根据我在日本生活的亲身体验，深深感到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在外表上相差不多，有同文同种的亲缘关系。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观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我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观等这些具有民族特征的东西，简单地称为“民族性”。  

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日本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不少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误会和不理解。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了不少争执，我感到这里面就有由于民族性的差异而引起的相互不理解。  

不少日本人批评中国人喜欢说谎话，喜欢夸大事实。客观地讲，中国人说谎话和夸大事实的倾向的确比日本人更多一些。但不少日本人在批评中国人说谎话和夸大事实的时候，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把中国人说谎话的动机单纯理解为欺骗对方，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少情况下中国人说谎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族甚至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爱国谎言”。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说谎的方式来报效国家呢？这要从中国人的儒教世界观说起。  

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沉浸在“儒教”的思维体系中。日本在江户时代曾经把朱子的学说作为官学，知识分子都努力钻研儒学。但日本人把孔子、朱子的学说当作一门学问看待，而中国人却把孔子、朱子的学说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所以在中国不称“儒学”，而称“儒教”。 儒教既然是一种宗教，它必然提出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和道德。“儒教”思想的核心除了“忠孝礼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就是“避讳”。  

查字典可以发现，“讳”的意思是“隐瞒”的意思。“避讳”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要隐瞒，而是要为别人隐瞒不光彩的事。《论语》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人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告发了。”孔子听后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直。”这个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避讳”是怎么一回事。  

《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历史书。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为伟大的人隐瞒丑事；要为高尚的人隐瞒过错；要为自己的亲属隐瞒毛病”。事实上，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隐瞒就是为了别人而说谎话。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但不反对我们为了别人而说谎话，而且赞扬和鼓励为了别人说谎话。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人应该尽量隐瞒伟大人物的丑事，应该尽量掩盖高尚人物的过错，这样做才是道德的做法。相反如果我们去揭发伟大人物的丑事，揭露高尚人物的过错，那是非常不道德的。到了现代，中国人又把国家升格为抽象的伟大人物，所以隐瞒国家的丑事，掩盖国家的过错，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义务。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说谎言，为了保卫国家的威信造假话，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做法。  

设想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一个人讲出一件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形象，那么这个人应该怎样做？我不敢判断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做，对于中国人来说，10个人中至少有8个人会选择隐瞒真相，其中还可能有人会编造假话来为国家开脱。  

欧美国家创造的最重要学问就是“科学”。科学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没有诞生科学，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避讳文化。在中国人看来，“真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维护伟大人物、国家民族的荣誉。必要的时候，宁可抛弃“真实”来维护伟人和国家的荣誉。欧美国家的历史学者把追求历史真相作为历史研究的责任，而中国的历史学者却把维护国家形象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责任。中国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出于避讳的原因，总是要隐瞒和修改很多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事件，努力为中国树立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