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珍的外交事件。虽然差堪慰藉，但是内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对于抨击威廉二世的运动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威廉为德国的皇帝，且还尊之为德意志海军的创始人。  
     所以对国会不许皇帝演说一事，使我不胜愤怒，因为在我看来，国会不配发出禁令的。  
     这些混蛋，在一次会议时所发狂妄的谬论，较之历朝皇帝——甚致最没有用的——于几百年中所发生的表演无聊的谬论为尤多。  
     在一国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着批评的权利，而且都有人入国会为立法员的资格，现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这最荒谬的机关所谴责，这实使我愤怒的事。  
     更使我愤怒的，就是维也纳的报纸，从前对于宫廷的卑污谄媚，现在则用虚伪的关切来发表它反对德皇的言论，它们竟显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来了。  
     这是我所不得不承认的，在反对犹太人的报纸之中，有一种叫做德意志民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关于这论题的态度，比较是适当的。  
     那些较有势力的报纸，对于法兰西人谄媚的丑态，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当一个人看到赞扬他们所谓“伟大文明民族”的歌颂时，不能不羞于做一个日耳曼人了。  
     这种向法兰西求欢的卑污状态，使我把这种世界报纸愤而丢弃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众报，对于这种事的所持的见解，虽然稍为狭隘，然而实较纯洁。  
     我本来不赞许其反对犹太人的苛论，但是，当我在看其辩论的时候，虽以使我发生着一种深思。  
     总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信其运动的主持者是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alistParty)。  
     当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卡尔•吕格博士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来，这人和他的运动都是反动。  
     有一天，我行经内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土耳其人的长衫和两边留着黑卷发的偿，我便私忖着“这是犹太人吗”然而在林兹城中的犹太人并不这档。  
     我便密察这个人状貌，后来，我的脑海中的问题变为：“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平时，我碰到这种情形，每靠书籍来释疑。我第一次用几个“赫勒”去买了几本反对犹太人的小册子。  
     想不到这种等书册中所论的，都以为读者为于犹太问题是略有所知，或是相当的了解的。  
     这些小册子的论调，竟又使我疑团发生；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极浅极薄而不合科学的辩论。  
     这一个论题既是这样的广大，而想研究又是这档的茫然无边际，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们实在不是信奉他种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别一民族，我在这里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着手研究这问题而注意犹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维也那自然两样了。  
     于是，我就随处见到犹太人了。所见愈多，则其于他人的地方也愈显。而内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着一种日尔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虽然还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踌躇，也就为一部分犹太人的态度所消释了。  
     这时在维也纳于中，犹太人发生着一种大运动，以发扬犹太主义的民族性为目的，就是所谓犹太圣会主义(Zionism)。  
     粗看起来仿佛赞许此举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犹太人，而诅骂和反对的必居多数；然而细察起来，则此种现象，便就化成了理论的氛雾，纯为便宜而设，实在都是诡词。  
     所谓自由派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持圣会主义之徒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他们不是犹太人，只以他们的教义不切实用，或且有害于自由派所持的犹太主义的。  
     然而，他们内部的团结却没有什么变更，所以这样圣会的主义者和自由派的犹太人的外表佯装不睦，这使我是十分讨厌的。  
     因为他们的虚伪诡矢，和他们所常夸耀的德高行洁，是十分不和的。  
     当我知道犹太人主义在新闻、艺术、文学及戏剧各方面活动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犹太入主义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 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丵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丵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丵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丵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 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丵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丵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丵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丵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丵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丵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丵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丵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丵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丵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 ？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 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丵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 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 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丵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丵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丵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决；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丵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迟早必定要被贫困所迫而加入社会民丵主党，资产阶级对于人类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对，这不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他们也无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极守纪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会而参加政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工会，和那阶级斗争中为政党作工具的工会，也已能够辨别清楚了。  
     社会民党知道工会运动的极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为一种工具，因而获得相当的优势，反过来，资产阶级不能见及于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们以为看轻工会运动。不使他按步的发展，便就可以使之消灭；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说工会运动的祖国为敌有害的，那实届荒谬可笑的。实在说起来，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墓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质，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丵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  
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丵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nu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就发这些吧，再发下去，怕要被和谐了

好贴

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就是在于改进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种族上永久的留着污点，婚姻必须看作是神圣的制度，用以来创造像神的人类。      而不是创造半人半兽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而反对上面的主张；他所持论点是和时代不合的。因为吾人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既是允许腐化份子繁殖子孙而贻害当代，流毒后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许药商小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节制生育的药丵品。      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      民族国家只许健康的国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残废者的生育认为可耻。      如果他们能够制止病人或是残废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荣的一种举动。      凡是有疾病或是遗传病人的缺陷的人，国家应宣布着他不宜生育的理由，并且来实行加以禁止。      国家对于青年的监护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这是永无终止的时候的。      从军以后，青年就变为成人了，不仅须养成服从的习惯，而且还当给予军官的训练，使他们将来有指挥的能力。      不仅须默受正当的责备；在必要的时候，且须能忍受不干的事而毫无怨言      青年于军队服役结束之后，必须有两种证明书；一种是公民证明书，许可他在一切的公共机关中服务；一种是健康证明书，证明书，证明他的体格健全，可以结婚。      合众国的政府，他们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严禁某一人种入籍，这实在是超向地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步。      关于妇女教育，第一应当着重地体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智育，妇女教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培植未来的良母。      德国的子女，不过是国民，一直结婚以后，那才成为公民。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 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 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