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涛
２００多年前，当现代哲学崭露头角的时候，黑格尔开始全面质疑启蒙思想的基础。黑格尔不是汉学家，更没有到过中国，却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框架中，当然中国在他的研究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我们今天依然关注黑格尔的原因在于，他曾是当时欧洲主流思潮的推动者，他对中国的认识充满着时代的气息与精神，从中可以捉摸到那个时代脉搏跳动的声响，这一认识同样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上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显然，像黑格尔一样的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出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兴趣，让我们感兴趣的也正是他们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时的提问视野以及在面对中国思想时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德国的汉学家做过多少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版本的考据工作，而是在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些来自远东的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影响到了当时西方的主流社会。
２００多年后我们在重新谈论欧洲哲学家的中国观时，往往只以他们对中国文化所得出的结论而予以褒贬，却很少去追问这样的结论所产生的背景，也不去从这些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本身来探究他们对中国认识的根源。
从“理想化中国”向“平庸化中国”转化的时代背景
在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中国近事》于１６９７年出版不久，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就遭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系的谴责，无论是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文化发面，欧洲都不再以开放、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而彻底的改变是欧洲近代经济的起飞，这之后特别是现代哲学起步时代的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将此发挥到极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曾被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开始慢慢被肢解掉，中国被欧洲主流社会彻底遗忘了。
莱布尼茨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自然理性与自然神学为出发点，借助于对欧洲以外的思想与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以对欧洲社会的弊端提出针砭的方案。到近代理性主义诞生时，特别是康德之后，理性开始认识到自我意识。精神的发展被看作是从“自然”，经由“自然意识”到“意识”最终到达“精神”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自然”层次的初级阶段。黑格尔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合理的、暴力的、无法控制的原始冲动的、无人性行为的以及感官的状态。”随着人们对理性以及精神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文化的一味颂扬必然会遭到以赫尔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反对。
在黑格尔之前，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１７４４～１８０３）就已经将中国纳入其历史哲学和人类文化史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跟不断向前发展的欧洲文明不同，东方文化处于时间和空间的静态中。中华帝国的完全静态的“可怕的专制主义”一旦建立，它就以对人们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来确保自己的长存。赫尔德形象地指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赫尔德对中国人的人种、伦理、文化、语言各个方面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没有正面的。这除了他可能接受过耶稣会士出版物中的负面影响之外，也是跟他的人类文化史的观念密不可分的。他认为孔子实际上是套在中国人和社会制度上的一副枷锁，“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后来黑格尔将自东向西的世界精神的历史比作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和老年，可以说与赫尔德的说法一脉相承。
２００多年前，当现代哲学崭露头角的时候，黑格尔开始全面质疑启蒙思想的基础。黑格尔不是汉学家，更没有到过中国，却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框架中，当然中国在他的研究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我们今天依然关注黑格尔的原因在于，他曾是当时欧洲主流思潮的推动者，他对中国的认识充满着时代的气息与精神，从中可以捉摸到那个时代脉搏跳动的声响，这一认识同样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上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显然，像黑格尔一样的德国思想家对中国的研究并非出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兴趣，让我们感兴趣的也正是他们将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时的提问视野以及在面对中国思想时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并非德国的汉学家做过多少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版本的考据工作，而是在于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些来自远东的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影响到了当时西方的主流社会。
２００多年后我们在重新谈论欧洲哲学家的中国观时，往往只以他们对中国文化所得出的结论而予以褒贬，却很少去追问这样的结论所产生的背景，也不去从这些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本身来探究他们对中国认识的根源。
从“理想化中国”向“平庸化中国”转化的时代背景
在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中国近事》于１６９７年出版不久，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就遭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系的谴责，无论是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文化发面，欧洲都不再以开放、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而彻底的改变是欧洲近代经济的起飞，这之后特别是现代哲学起步时代的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将此发挥到极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曾被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开始慢慢被肢解掉，中国被欧洲主流社会彻底遗忘了。
莱布尼茨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自然理性与自然神学为出发点，借助于对欧洲以外的思想与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以对欧洲社会的弊端提出针砭的方案。到近代理性主义诞生时，特别是康德之后，理性开始认识到自我意识。精神的发展被看作是从“自然”，经由“自然意识”到“意识”最终到达“精神”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自然”层次的初级阶段。黑格尔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合理的、暴力的、无法控制的原始冲动的、无人性行为的以及感官的状态。”随着人们对理性以及精神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文化的一味颂扬必然会遭到以赫尔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反对。
在黑格尔之前，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１７４４～１８０３）就已经将中国纳入其历史哲学和人类文化史的理论体系中。他认为跟不断向前发展的欧洲文明不同，东方文化处于时间和空间的静态中。中华帝国的完全静态的“可怕的专制主义”一旦建立，它就以对人们政治和思想的禁锢来确保自己的长存。赫尔德形象地指出：“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赫尔德对中国人的人种、伦理、文化、语言各个方面所做的分析，基本上没有正面的。这除了他可能接受过耶稣会士出版物中的负面影响之外，也是跟他的人类文化史的观念密不可分的。他认为孔子实际上是套在中国人和社会制度上的一副枷锁，“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后来黑格尔将自东向西的世界精神的历史比作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和老年，可以说与赫尔德的说法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