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罗马必败无疑，日尔曼必胜无疑，但在这两重必然性背后却另有相反的文章。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市中心十分凄凉。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还豪气夺人、威势犹在。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已经苍老，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新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筋骨强健，但它们却把全部尊荣让给了年岁。结果在静寂无声间对峙出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说上海没有历史我又于心不甘，脑中浮现出外滩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欧洲文明登陆华夏的百年印记，由于两种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汇，另有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那个年代意大利已经不是擦撞和交汇的先锋，尽管它早早地派出过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作为擦撞先锋的英国、法国，以及跟随其后的美国、德国，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还是离不开罗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旧又经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来车拉船装，镶到了太平洋西岸，镶到了上海。

这么说来，上海是两部悠久历史的擦撞处。擦撞迟早会发生，擦撞于何时何地却有点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构成一截短短的历史，尽管与两个擦撞主体所理解的历史相比，那只是烟光一闪。其实当一些西方流浪者和东方逃难者相遇在江边海滩总会有一些故事，却也不会有多少可供长期挖掘的潜藏。幸好上海人多数不作这种沉湎，他们这些年来评价最高的新建筑是上海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横贯数千年，完全不受这座城市的局限。这些上海人如果到罗马一看更会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遗留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欧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费好几百年，上海其实是投入了一场延续百年的兴建工程，重头土木完成在最近几年。上海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认知，以后还怎么到西安去，到罗马来那么，罗马的象牙白已经变成了一种古老的启示、无声的告诫。

第四章 寻常威尼斯 

在欧洲，威尼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之一。

对威尼斯我还没有资格称为老朋友，但见面时早就不惊不咋，剩下的也只是平静打量，寻常话语。

不管哪一次，人总是太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为它感到累。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区，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层次，都愿意先到威尼斯来呢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风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没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献；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凭它有趣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蛛网般的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对世界各国的多数旅客来说，徜徉于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来到童年时代的梦境；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亚的话题。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而主要遗迹便是水边那一栋栋紧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归属的楼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广场。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读得质感又读得粗糙。此间似乎有点象征在我看来，这种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数旅客不喜欢粘滞历史却喜欢浏览历史的中学生心理；再次，它虽然那么特殊又那么有趣，却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把自己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最让外人喜悦的工艺品集中呈现，再加上品类各异的食肆，以便游客留连。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世界某些旅游地那种任眼花缭乱的低层次摊贩拉扯游客的喧闹，给人一种无须躲避什么的安全感。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处，但我按平常目光看来，大致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既然大家是来看一种有趣的生态景观，那就要设法保护，防止损坏。但保护山岩、瀑布容易，保护文物、古迹困难，保护生态景观更是难而又难。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和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难道没有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大家难道没有发现，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秽气扑鼻毫无疑问，既有旅客在欣赏、游玩，也有旅客在撒野、排泄。

威尼斯因过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劳任怨。

我对威尼斯的小巷小门特别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威尼斯的生态景观几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那么一个与我们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也应该熟悉这副景象。他从这儿走出，然后在遥远的东方思念着这一切。这对他是一种预先付出的精神代价，报偿却是惊人，那就是以后很多西方人一次次念叨着他的名字开始思念东方。

当然，我是说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真是伪，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且必然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引起争议的是：一定有过这个人，一个熟悉东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当年，他一个人游走在中国人之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游走在他家门前。我在威尼斯小巷间闹过好几次笑话，都与中国游客有关。大多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批批四川来、浙江来或湖南来的读者朋友，寒暄一番依依告别，各自钻入小巷；但麻烦的是，刚转了两个弯再度相见，大笑一阵又一次分手，转悠了几圈又当面相撞。后来连大笑也嫌重复太多只想躲避，刚退到墙后，却见身边小船上另一批朋友在叫我。

我有时想，这莫不是马可·波罗在天之灵在跟我们开玩笑吧要在这里开玩笑，他一定先找中国人。见到自己家乡一下子转来转去地出现那么多中国人，他一定高兴。

莎士比亚写过一部戏叫《威尼斯商人》，这使很多没来过威尼斯的观众也稍稍领略了当年这座城市的商市风貌，又对这里的商人产生了某种定见。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总的感觉是本分、老实、文雅，毫无奸诈之气。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只有发达的商市才能培养良好的商业人格，投机取巧、狡诘奸诈，不是因为太懂商业而是因为不懂商业。

到一家玻璃制品店逛逛，店主人邀请我破例到隔壁参观烧制过程，理由只是他喜欢中国文化。见他烧得娴熟便随口叫他师傅，他连忙说不，整个威尼斯没有几个师傅，他还是徒弟。炉火照得他满脸通红，估计年龄已六十开外。

最难忘的，是一个卖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是内行就应该看出价值，就应该由心灵沟通而产生尊重。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职业的自尊，艺术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我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这样的生意当然做不大，这样的态度也实在太离谱，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里留下了一种典型。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因此，他们不是在博取钱财，而是在固守一种生态。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我们看够了那种光灿熠熠的闹剧。

第七章 流浪的本义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这条大街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放松，走得自在。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溶化本领，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群体人格的长廊，熙熙攘攘。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高贵者大街。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画家活动的场所。画家们搭起画架为来往行人画像，有的是写实，有的是漫画，漫画的生意要好一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漫画有趣，被画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伴们也非常开心，互相逗趣，变成了一场游戏；二是因为漫画快，几笔就成，身在旅途，谁也懒得在大街边坐个把小时被写实画家细细描绘，被围观的行人评头品足。

写实画家中画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几位中国画家。他们在那里一摆摊，把周围所有别的写实画家比得十分狼狈。夕阳下黑色的眸子盯着画纸一笔笔勾勒，笔触精确玄妙，使周围驻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个与整条大街很不相称的宁静气氛。几步之外，那些特别像艺术家的大胡子欧洲画家完全无人问津，他们不时瞟来嫉妒的目光。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后来看得多了，不再吃惊，但有时由于造型和色彩实在酷似普通雕塑，每次还会微笑着多看一会儿。


第九章 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Ｏ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第十一章 仁者乐山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和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叩揭蛩共悸晨说饺谋ぁ⒘执牡纳铰芳洹Ｑ罢沂保行÷酚Ω镁×孔咝÷罚芡Ｏ露毫粢换岫比桓谩?/p>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ｓｅｅｆｅｌｄ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物件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柏林的时候，我想，有关普鲁士精神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一搁。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势：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伧肮脏……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王争王争，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沉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第二十三章 学生监狱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业城市，就文化景观而言，择其要者，除了那个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学了。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没有围墙，因此学生们弥散四周，处处可见，使这座城市又被称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么多亮丽的生命真是福分，满街的活力使老墙古树全都抖擞起来。中心商业街也与校园连在一起，结果，连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种上学心态，而且永远不能毕业。一有空就喜欢浑身斯文、满脸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们把大街当作了课堂。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牗Max Weber 牍学派吗牵”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就笑着读了出来：

“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牎”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作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象，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还正求之不得呢。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

一，本监狱不得用棍子打人；

二，本监狱不得有警察进入；

三，若有狗和女人进入本监狱，要系链子。

这第三条监规污辱了女性，很不应该。但也证明，这所“监狱”是很纯粹的“男子监狱”，当时的女学生老实听话，不会犯事。这条监规可能是一个一连被几个女同学告发而收监的男生制订的吧牵“学生监狱”关闭在一九一四年，大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它关闭得太有气派了。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第一，当时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历史的幽默；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留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按年龄算，她们连那些顽皮男孩子的女同学也挨不上，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孙女一辈。也许，她们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了祖父们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们的笑声使我突然领悟，顽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么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们拒绝女孩子进“监狱”，就是拒绝女孩子的笑声，而拒绝，正证明心里在乎。对于这个逻辑，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临下，颠倒了辈分。

当年那些被关押的男孩子当然无法想象，几十年后，很多女性不系链子进来了，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老年妇女，也眯起昏花的眼睛，用笑声原谅了他们。

第二十四章 远去的教授

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读过书又教过书，但当时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经济，研究社会学是后来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读到的是一个英国学者编的节选本，中译由三联书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学术分量很重。这样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阅读、探讨，算是对半个多世纪脱节的匆忙补课，一下子把思想学术文化园地全盘推动起来了。那年月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感慨万端。韦伯那本书的书名和节选者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很多观念却历久不忘。

例如，与我们这次系统地考察欧洲有关，韦伯对西方文明特征的论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韦伯认真比较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于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他知识渊博，广泛引征，很有说服力地一再证明，许多历史现象也在东方发生过，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观念差异，运作方法有别，便与西方文明南辕北辙，而西方文明也就在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异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经怀疑过，一个远在海德堡的学者，能对东方社会有多少了解呢牵尤其是对重门叠户、深不可测的中国，会不会有太多的武断牵但后来这种怀疑渐渐解除了，因为我读到了他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篇章，其资料之细、选择之精、运用之妙，实在让人惊讶。须知在他的年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和社会资料还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学者选择。

大家都会记得他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普通，但我在初读之时确实受到震动，觉得我们太少在世界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了，而且在学术气度和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过于狭窄、琐碎、刻板、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告诉我现代社会学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学校里长久流连，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还是难以置信。早已远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欧洲腹地，也没有去过中国，怎么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的城隍爷是只对地方负责的实用主义神祗，中国的“法”即便以说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类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牵记得有一次读到他头头是道讲述我家乡浙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牎

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牗基督教牍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