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 只是杂而已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

“启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告诉人们人是群居动物，只有生活在国家中才得安全，才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单世联在书中告诉我们，“简单地说，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蒙昧、狂热盲目及其他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该书第11页）说得很好。康德与黑格尔会各自提出自己的补充：康德所要强调的启蒙就是个人要从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的状态”中走出，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黑格尔则告诉我们启蒙的敌人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群众的愚昧，不知道自由对自己有多么重要，第二是教士阶层的欺骗，告诉人们他们会替大家安排好一切；第三就是专制国家的祸害，因为免除恐惧、蒙昧、狂热、盲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危及专制的统治。

第三个问题就是作者有意避开了德国形而上学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研究德国的，一般来说就指的是研究德国哲学，而德国又确实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对我们这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所谓的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之争，大陆唯理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由笛卡尔为德国哲学开了一个头之后，到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恐怕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主要特征还是“解构”而不是德国哲学的“重建”。
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我想以黑格尔在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为文本，说明德国哲学家心目中的社会改革、历史正义与英国人之间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英国1831年的改革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1688年的“光荣**”，甚至比“光荣**”还要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次改革，不但就此说明了任何制度都是可以改革的，而且使得辉格党在仅仅胜出一票的前提下（国王签署，改革生效），开始使中产阶级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改革的中心议题就是废除“光荣**”后所延续下来的一些贵族特权。
“废除”当然并不彻底，但“不彻底”正是英国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特点。黑格尔关心的并不在改革是否彻底，而在理论本身是否彻底。他说，英国人一直以自己的自由为傲，因为这些自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即所谓的“实定的法权原则”；但所有特殊的权利、自由，包括特权，都是自《大宪章》、《权利法案》以来用强力从国王那里逼取来的“特许，或恩赐品、协定之类的东西，而国家法权仍停于其起源中的私人法权形式，从而也就没有离开其偶然的内容”，他心目中的“法”，或者是把一个普遍法则贯穿于各种特殊法权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中，或把各种具体的和特殊的情况可以归结为某种单纯规定。总之，“要使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正义感成为自己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p233—234）。德国人要的就是那种“自在自为的”东西，那种能贯穿始终、首尾一致的逻辑的统一；体现在共同体（比如国家）中，就不能如“契约论”那样把共同体看成是个人的利益、任性或意见的一致，而要有内在的凝聚力、有机性，就如家庭中的亲情、市民社会中的工团一样。这当然有些理想化的色彩，问题在于德国人就是能提出一套“逻辑学”的论证方式；这种理论上的彻底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可怕地成为“左”（教条主义）的灾难？尽管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讨论的就是《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就是想回答他人对德国人思维方式的质疑，但我们毕竟有着我们自身的经验体会，也许“文化大**”就是一例。
理论的一贯性、彻底性与教条主义（“左”）的迷雾对我们这个很讲实用性（理论本身的彻底与一贯也可以实用化、审美化）的民族来说到底是如何互为因果的，这也一直是我试图理解“文化大**”的一条思路。

德国的“反西方”与“反启蒙”
平心而论，近代德国的确具有如下鲜明的“独特性”：德意志文化阐释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能力、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赴国难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纪律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p56）这种“独特性”，其实也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则为“反启蒙”。
作为一个补充，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卢卡奇的观点：“他（卢卡奇）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与英国工业**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序言”）
如果“启蒙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p62），如果以为启蒙就是思想或观念**，那么有了能够同时体现法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黑格尔哲学，当然就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的捷径。这很实用，很急功近利，但确实是许多首先想从观念上接受西方的学者们的共同心理；更何况黑格尔哲学确实体现出了“举国一致”和“国家至上”的理念。

盖瑞认为，随着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技术，对良好数学技能的需求更大了。“事实上，许多工厂对基本技能的要求也已经提升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算数好，一个人可能需要上更多高级的课程。这是因为这些课程中都会用到算数，这反过来帮助人们在成年之后保持良好的技能。”“一个人在成年阶段是否享用到数学技能带来的好处的最佳指标是看这个人是否学过微积分。十年之后，他们可能不再记得或使用微积分，但这门课加强了他们的数学技能。”盖瑞说。“我们对于复杂的数学计算中所包含的神经科学尚了解不足，但实际地来讲，孩子是会从中受益的，至少来说这加强了更多的基本技能。”他说。
安萨瑞持有与盖瑞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数学技能对生活中的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具有数学障碍的儿童可能会失去那些适合他们的工作。计算障碍现在还不像阅读障碍那样广为人知，但其他许多患有阅读障碍的儿童也同时患有计算障碍，他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找出这是为什么。他相信，神经科学上对于计算障碍的研究可能最终会帮助改变那些仅仅承认自己“数学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