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圞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圞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①；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圞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圞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圞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圞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圞人，实在是统圞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圞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圞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圞族的祖圞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圞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圞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圞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圞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圞一了天下，他也统圞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圞族阶圞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圞试史、尚书史（书圞记秘圞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圞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圞一文字，教李圞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地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圞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通称；分析的说，象形的字该叫做“文”，“文”是“错画”的意思③。“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字。如“其”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 ”（此字为收的左半部分底下加一横）。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其”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其”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鹿为“麒”，一个字变成了几个字。严格的说，形声字才该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渐多”的意思④。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二”（上）、“—＿”（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圞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圞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圞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圞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注释：
① 《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
②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
③《说文·文部》。
④《说文序》
[参考资料]《说文解字叙》。容庚《中国文字学》。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稿本。

《尚书》第三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浒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来；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 《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浒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亲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浒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浒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浒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浒案而言；那些档浒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浒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浒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浒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浒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浒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浒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浒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浒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浒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浒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浒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却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浒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浒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浒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浒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浒义；而所谓微言大浒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浒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浒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浒学压倒了今文经浒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浒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失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浒子樊并谋反，朝浒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浒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浒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浒义”，满纸都是仁义道浒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浒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浒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浒主，可以为浒所浒欲浒为，不受什么政治道浒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浒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浒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浒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浒迫。”这叫作“德治主浒义”⒁。看古代的档浒案，包含浒着“鬼治主浒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浒着“德治主浒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浒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浒出了马脚。


《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①，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②。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③，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浒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浒会有贵浒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浒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浒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浒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浒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浒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④。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浒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浒章浒取浒义。断浒章浒取浒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浒章浒取浒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⑤，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⑥。“巧笑倩兮，美浒目盼兮，素以为绚兮”⑦，本来说的是美浒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⑧。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⑨；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浒加阅历，发浒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⑩。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浒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浒章浒取浒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浒章浒取浒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浒章浒取浒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浒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⑾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⑿。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浒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浒景的历浒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浒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浒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浒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⒀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浒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⒁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注释：
①《吕氏春秋·古乐篇》 。
②英美吉特生《英国浒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③“土鼓”、“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蘥”见《明堂位》 。
④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⑤《卫风·淇澳》的句子。
⑥《论语·学而》
⑦“巧笑倩兮，美浒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⑧《论语·八佾》。
⑨“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⑩《论语·阳货》。
⑾、⑿见《孟子·万章》。
⒀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⒁《周礼·大师》郑玄注。
[参考资料]顾颉风《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下）。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同上）。朱自清《言志说》（《语言与文学》）。朱自清《赋比兴说》（《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编者案：朱先生两文，今均见《诗言志辩》中]。

三《礼》第五
许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亲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着这些。荀子只称这些为礼的三本①；大概是到了后世才宗浒教浒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师。儒家所称道的礼，包括政治制浒度、宗浒教仪式、社浒会风俗习惯等等。却都加以合理的说明。从那“三本说”，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做礼治主浒义。
怎样叫做礼治呢？儒家说初有人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浒望，各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浒望；没有界限，没有分际，大家就争起来了。你争我争，社浒会就乱起来了。那时的君师们看了这种情形，就渐渐给定出礼来，让大家按着贵贱的等级，长幼的次序，各人得着自己该得的一分儿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分儿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际；若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任性儿贪多务得，偷懒图快活，这种人就得受严厉的制裁，有时候保不住性命。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浒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浒度。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浒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那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得生平说了许多教；当浒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的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浒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都是他的弟浒子们续修的了。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绝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722—481年）；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是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浒史系统化，并增浒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浒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浒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浒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浒势，记“赵盾弑其君” ①，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②，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浒子们。他死后，弟浒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指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浒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浒辨浒是浒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浒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浒鉴，后者是拔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浒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浒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浒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浒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傅会起来了。《公羊》、《榖梁》，尤其如此。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③ “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作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却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傅会的办，这正和后世诗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傅会的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榖梁传》，和《毛诗》《传》、《笺》，在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传之中，公羊、榖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 ，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榖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战国末期，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榖较晚出的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阙的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榖梁只是家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同小异的。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⑤。这部书历来讨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做浒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榖》二传的博士。《左传》流传得晚些，古文派经师也给它争立博士。今文派却说这部书不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不如公、榖两家。后来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是公、榖不免空炎，《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人的研究，《国语》重在“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榖》二传早些。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⒀。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⒁。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⒂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⒃。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浒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⒄。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⒅。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浒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⒆。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⒇。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浒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胜”(21)，清章学浒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浒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浒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浒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注释：
① ②③④原文见《史记自序》。
⑤《后汉书·班彪传》。
⑥《汉书·司马迁传赞》。
⑦《后汉书·蔡邕传》。
⑧同⑥。
⑨《汉书·叙传》
⑩刘向著有《别录》。
⑾⑿《通志总序》。
⒀《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⒁《超奇篇》。
⒂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⒃原文见《史通·杂说》上。
⒄⒅《史通·六家》。
⒆同`⑾⑿。
⒇《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
(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浒建制浒度开始崩坏，贵浒族的统浒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浒会上的阶浒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浒奴解浒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浒会的、经济的制浒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浒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浒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浒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浒度，向当浒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个旧文化、旧制浒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浒评或反浒对旧文化、旧制浒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浒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浒对一切文化和制浒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浒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浒建制浒度里贵浒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浒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浒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浒家，都由贵浒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浒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浒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浒不浒起自用的专浒家。这些专浒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浒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浒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浒由职业；靠这些自浒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浒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浒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浒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①。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浒级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浒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②。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浒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浒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浒级的老祖浒宗。他是旧文化、旧制浒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浒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浒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浒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浒家服浒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浒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 “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浒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做不该做，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浒家服浒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浒义”。他想着当时制浒度的崩坏，阶浒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浒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④；正名定分，社浒会的秩序，封浒建的阶浒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浒封浒建制浒度找了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浒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浒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浒度，但是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浒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⑤，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浒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浒建制浒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浒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功夫，可以到圣浒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浒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浒王的道浒德，他却注重圣浒王的威浒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浒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浒王建立社浒会国浒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浒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浒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浒度找到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浒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浒度，所讲、所行的道浒德，也是上层社浒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来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浒家。墨翟便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浒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浒家，并且是制浒造战争器械的专浒家。
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浒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浒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浒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浒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浒义。墨家更注重功利，凡与国浒家人浒民有利的事情，才认为有价值。国浒家人浒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浒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浒对贵浒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浒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浒会的旧信浒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浒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浒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浒对一切文化和制浒度的是道浒家。道浒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有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⑥，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⑦；将天下给他，换他上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浒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浒义到这里却穷了。老浒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浒家的先锋。
老浒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浒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⑧。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⑩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浒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浒会上政治上种种制浒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浒令滋彰，盗贼多有。”⑾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浒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气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做“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浒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浒会上、政治上的制浒度，硬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浒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⑿。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人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