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浒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⒀ 。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浒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做“合同异”⒁。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浒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浒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⒂。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⒃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浒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 、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⒄，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浒家。贵浒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浒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浒权。这时候国浒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浒会的组浒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浒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成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浒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 ；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⒅，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穷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做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做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做，看他能照所说的做到否。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浒族养着礼、乐专浒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浒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浒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浒信的；礼、乐里原先也是有迷浒信成分的。礼、乐专浒家后来沦为儒；巫祝术数专浒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浒道浒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⒆，创为“五德终始”说⒇。“五德”就是五浒行之德。五浒行是古代信浒仰。驺衍以为五浒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浒道浒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浒史上的事变都是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西汉今文家的经浒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浒学”虽然扫除了一些“非常”、“可怪”(21)之论，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辞赋第十一
屈原是我浒国历浒史里永被纪浒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浒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浒绵悱恻的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①他的是一出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国的贵浒族，怀王时候，做“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现在的秘浒书。他很有学问，熟悉历浒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参赞国事，一方面给怀王见客，办外交，头头是道，怀王很信任他。
当时楚国有亲秦、亲齐两派；屈原是亲齐派。秦国看见屈原得势，便派张仪买通了楚国的贵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怀王果然被他们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去。张仪便劝怀王和齐国绝交，说秦国答应割地六百里。楚和齐绝了交，张仪却说答应的是六里。怀王大怒，便举兵伐秦，不料大败而归。这时候想起屈原来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齐国。亲齐派暂时抬头。但是亲秦派不久又得势。怀王终于让秦国骗了去，拘浒留着，就死在那里。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说了。可是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却还是听亲秦派的话，将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 他流浪了九年，秦国的侵略一天紧似一天，他不忍亲见亡浒国的惨象，又想以一死来感浒悟顷襄王，便自沉在汨罗江里。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离骚》尤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时作的。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顷襄王又不能觉浒悟；以致国土日削，国势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②，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的，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的。“离骚”是“别愁” 或“遭忧”的意思③。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④，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浒织的。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用来讽刺当浒世，感浒悟君王。他又用了许多神话里的譬喻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达出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 ，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他将怀王比作美浒人，他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辞凄切，缠浒绵不已。他又将贤臣比作香草。“美浒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⑤“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浒人香草用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乱”是怨则不怒的意思。虽然我们相信《国风》的男女之辞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断浒章浒取浒义，淮南王的话却是《离骚》的确切评语。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约汉浒人才合在一起，给了“九章”的名字。这里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时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时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浒慰”⑥；引史事，用譬喻，也和《离骚》一样。《离骚》里记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这几篇里也记着他放逐的时期和地域；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叙传。他还作了《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却不能算自叙传，也“不皆是怨君”⑦；后世都说成怨君，他埋没了他的别一面的出世观了。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这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离骚》里说到周游上下四方，驾车的动物，驱使的役夫，都是神话里的。《远游》更全是说的周游上下四方的乐处。这种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篇中分咏“礼”、“知”、“云”、“蚕”、“箴”（针）五件事物，像是迷语；其中颇有讽世的话，可以说是“隐”的支流余裔。荀子久居齐国的稷下，又在楚国做过县令，死在那里。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赋篇》总题分咏，自然和后来的赋不同，但是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却开了后来赋家的风气。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贾谊是荀卿的再传弟浒子，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乡；很可能，他模拟屈原的体浒制，却袭用了荀卿的“赋”的名字。这种赋日渐发展，屈原诸作也便被称为“赋”；“辞”的名字许是后来因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来，作为此体的专称的。辞本是“辩解的言语”的意思，用来称屈、宋诸家所作，倒也并无不合之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浒体浒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⑩。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⑾；“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恢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概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浒度”⑿；张衡仿他作《二京赋》。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浒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这和屈、贾言情之作却迥不相同了。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那时期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的赋⒀。“俳”是游戏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⒁。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排体”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正的“古”如屈、宋的辞，汉浒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乎是我浒国特有的体浒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注释：
①《楚辞·渔父》。
②《史记·屈原传》。
③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④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⑤同②。
⑥王逸《楚辞章句序》。
⑦《朱子语类》一四0。
⑧《文心雕龙·谐隐篇》。
⑨《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徵能为《楚辞》。九浒江被公召见诵读。”
⑩《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
⑾《法言·吾子篇》。
⑿《两都赋序》。
⒀⒁“俳体”、“文体”的名称，是元祝尧《古赋辨体》。
《参考资料》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也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为后世所宗。郭璞是东晋初的人。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孙绰、许询是领浒袖。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所以钟嵘说像“道浒德论”⑤。这种诗千篇一律，没有“我”；《兰亭集诗》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正是好例。但在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作了几回小官，觉得作官不自浒由，终于回到田园，躬耕自活。他也是老、庄的信浒徒，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真浒实生活里体浒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诗也不妨说理，但须有理趣，他的诗能够作到这一步。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这违反了当时的趋势，所以《诗品》只将他放在中品里。但他后来确成了千古“隐逸诗人之宗”⑥。
谢灵运，宋时做到临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可是不得志。他不但是老、庄的信浒徒，也是佛的信浒徒。他最爱游山玩水，常常领了一群人到处探奇访胜；他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沉溺在山水的清幽里。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不过描写有时不免太繁重罢了。他在赏玩山水的时候，也常悟浒到一些隐遁的、超旷的人生哲理；但写到诗里，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写打成一片，像硬装进去似的。这便不如陶渊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浒德论”自然高妙得多。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他所以成为大家，一半也在这里。
齐武帝永明年间（西元四八三年——四九三年），“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都有人指出，让诗文作家注意。从前只着重句末的韵，这时更着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从此诗文都力求谐调，远于语言自然。这时的诗，一面讲究用典，一面声讲究声律，不免有侧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简文帝，又加新变，专咏艳浒情，称为“宫体”，诗的境界更狭窄了。这种形式与题材的新变，一直影响到唐初的诗。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渐发展。汉、魏文士仿作乐府，已经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见，后来舞曲里常有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鲍照有《行路难》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颇多，和舞曲描写声容的不一样，影响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来七言的发展，却还跟着舞曲的路子，不跟着鲍照的路子。这些都是宫体的谐调。
唐代谐调的发展，成浒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又成浒立了古、近体的七言诗。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初唐时候，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的风气，辗转在艳浒情的圈子里。但是就在这时候，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体浒制。南朝论声律，只就一联两句说；沈、宋却能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可以称为周期。这单位后来写成“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的谱。沈、宋在一首诗里用两个周期，就是重叠一次；这样，声调便谐和富厚，又不致单调。这就是八句的律诗。律有“声律”、“法律”两义。律诗体浒制短小，组浒织必须经济，才能发挥它的效力；“法律”便是这个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声律上，“法律”上的进展，还等待后来的作家。


宫体诗渐渐有人觉得腻味了；陈子昂、李白等说这种诗颓靡浅薄，没有价值。他们不但否定了当时古体诗的题材，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他们的五言古体，模拟阮籍的《咏怀》，但是失败了。一般作家却只大量的仿作七言的乐府歌行，带着多少的排偶与谐调。——当时往往就这种歌行里截取谐调的四句入乐奏唱。——可是李白更撇开了排偶和谐调，作他的七言乐府。李白，蜀人，明皇时作供奉翰林；触犯了杨贵妃，不能得志。他是个放流不羁的人，便辞了职，游山水，喝酒，作诗。他的乐府很多，取材很广；他是借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他作诗也全任自然。人家称他为“天上谪仙人”⑦；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数是谐调。南经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谐调最多，影响了唐浒人；南朝乐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别的诗家纷纷制浒作，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浒制，作来可供宫廷及贵人家奏唱。绝句最短小，贵储蓄，忌说尽。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超远的境界；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作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时很乱，又是荒年，他辗转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作到“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浒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⑧。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浒会的实在问题，国浒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⑨，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浒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浒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浒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⑩。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浒情而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浒织上。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浒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的生活印象的，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的刻画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份。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沉着痛快”的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沉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⑾。他们反浒对雕琢字句，主张诚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浒会问题诗。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他和温庭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浒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艳浒情诗有些实是政治的譬喻，实在是感时伤事之作，所以地位在温之上。杜牧作了些小官儿，放浒荡不羁，而很负盛名，人家称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诗词采华艳，却富有纵横气，又和温、李不同。然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捉摸浒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精，别出蹊径。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写情有时不免偏僻，便觉不大方。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⑿。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偁独学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欧阳修曾遭贬谪；他是古文家。梅尧臣一生不得志。欧诗虽学韩，却平易疏畅，没有奇险的地方。梅诗幽深淡远，欧评他“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⒀。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因为攻击王安石新法，一辈子升沉在党争中。他将禅量大量的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到用笔如舌的地步；但不免“掉书袋”的毛病。他门下出了一个黄庭坚，是第一个有意讲究诗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也因党争的影响，屡遭贬谪，终于死在贬所。他作诗着重锻炼，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字句的组浒织与变化。他开了江西诗派。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说他“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浒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他不但讲究句律，并且讲究运用经史以至奇书异闻，来增富他的诗。这些都是杜甫传统的发扬光大。王安石已经提倡杜诗，但到黄庭坚，这风气才昌盛。黄还是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组浒织得更是经济些；他还是在创造那阔大的气象，但要使它更富厚些。他所求的是新变。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将作诗的规矩得失，指示给后学，教他们知道路子，自己去创造，发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所以能够独开一派。他不但创新，还主张点浒化经陈腐以为新；创新需要大才，点浒化陈腐，中才都可勉力作去。他不但能够“以故为新”，并且能够“以俗为雅”。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不过他开始有意有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组浒织固然更精密，音调也谐中有拗，使每个字都斩绝的站在纸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
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杨万里为人有气节；他的诗常常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碎不僻，能从大处下手。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⒁。他作诗只是自然流浒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范成大是个达官。他是个自然诗人，清新中兼有拗峭。陆游是个爱君爱浒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钞》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⒂。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浒人进步。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⒃，该是“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浒立于唐代，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画，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若不容许变，那就只有模拟，甚至只有钞袭；那种“优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即如模拟所谓盛唐诗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要是再不变，诗道岂不真穷了？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吟咏情性”、“温柔敦厚”诸语，也当因历代的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为一的。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
注释：
① 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辨》（《清华学报》四卷二期）说。
②“诗教”见《礼记·经解》。
③《与吴质书》。
④《咏怀》第一首。
⑤《诗品序》。
⑥《诗品》论陶语。
⑦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⑧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⑨胡适《白话文学史》。
⑩《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优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⑾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⑿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浒海人文社版）说。
⒀《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⒁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⒂陆游《文章诗》。
⒃《诗大序》。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释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22)；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浒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释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浒织的，解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浒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做“故”。演释原来辞意，叫做“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谷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浒章浒取浒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浒离浒破浒碎，无浒中浒生浒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浒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却不算是破浒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浒中浒生浒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浒人的支浒离浒破浒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浒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浒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浒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浒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浒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浒派。开宗浒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浒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浒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 (27)。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浒革、大解浒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浒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浒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浒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