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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考古学者晁华山在确认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后特地致函金庸,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能得到专家的如此赞誉,金庸在这方面所下工夫之深自不待言。
摩尼教亦即明教(杨宪益先生反对此说,认为明教与摩尼教无关,而是婆罗门教在中土唐代以后的名称,详见《译余偶拾》)。《倚天屠龙记》有言及明教与明朝国号的渊源之处,颇引人注目:“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
明朝国号承自明教,是吴晗的创见。金庸很可能参考过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在这篇长文中,吴晗说:“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于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第以其部曲多红军,为笼络宋主旧部、徐陈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藉口。”“然‘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义,明暗对立,互为消长,而终克于明。弥勒则有三十次入世之说。使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
《明教与大明帝国》是写《倚天屠龙记》的重要参考资料,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倚天屠龙记》第975页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闻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节略,张无忌读了一半时说:“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相亲相爱。”参之以《明教与大明帝国》所引,不仅同样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吴晗所论“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朴节俭之生活,虽其抨击者亦赞叹言之”,竟也与张无忌之语意完全吻合,这难道是巧合吗?
正如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第640则批评钱仲联《韩昌黎诗辞集释》时所言:“又按《诸家诗话》中录刘辰翁《赵仲仁诗序》,必自《谈艺录》第四十一页转录,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也’等十四字。”钱仲联先生做学问如此,不免受钱锺书先生之讥;金庸先生作小说如此,就是其妙处了。金克木先生说得好:“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末班车》)
《明教与大明帝国》写于1940年末,刊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后被编入《读史札记》于1956年出版。此时及稍后数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阵营”之内,见到此书或许即在其间。当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后觅得亦是常事。
1992年,考古学者晁华山在确认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后特地致函金庸,说《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教义的阐述和许多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能得到专家的如此赞誉,金庸在这方面所下工夫之深自不待言。
摩尼教亦即明教(杨宪益先生反对此说,认为明教与摩尼教无关,而是婆罗门教在中土唐代以后的名称,详见《译余偶拾》)。《倚天屠龙记》有言及明教与明朝国号的渊源之处,颇引人注目:“其后朱元璋虽起异心,迭施奸谋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国号不得不称一个‘明’字。”“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
明朝国号承自明教,是吴晗的创见。金庸很可能参考过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在这篇长文中,吴晗说:“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于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第以其部曲多红军,为笼络宋主旧部、徐陈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弃‘明王出世’之说。建大明为国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后来者无所藉口。”“然‘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义,明暗对立,互为消长,而终克于明。弥勒则有三十次入世之说。使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
《明教与大明帝国》是写《倚天屠龙记》的重要参考资料,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倚天屠龙记》第975页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闻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节略,张无忌读了一半时说:“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相亲相爱。”参之以《明教与大明帝国》所引,不仅同样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吴晗所论“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朴节俭之生活,虽其抨击者亦赞叹言之”,竟也与张无忌之语意完全吻合,这难道是巧合吗?
正如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第640则批评钱仲联《韩昌黎诗辞集释》时所言:“又按《诸家诗话》中录刘辰翁《赵仲仁诗序》,必自《谈艺录》第四十一页转录,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也’等十四字。”钱仲联先生做学问如此,不免受钱锺书先生之讥;金庸先生作小说如此,就是其妙处了。金克木先生说得好:“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末班车》)
《明教与大明帝国》写于1940年末,刊于《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后被编入《读史札记》于1956年出版。此时及稍后数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阵营”之内,见到此书或许即在其间。当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后觅得亦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