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也计我们可以进一步虚构,他的第二次流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工作组进驻的时候。也许下面的虚构太直露也太过分。认识上的不全面必然会导致艺术上的不含蓄。姑且说他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衣冠楚楚,文质彬彬,既和蔼又矜持地腆着微微挺起的肚子,直挺着腰颈,迈着大步。说一些精炼完整只要记录下来就是准确的书面语言的话。
就是他,在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痛哭了。
他先检讨自己太软弱,太温情,觉悟太低。他说,他对周围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言语,某些说法是早就有意见的,他早就嗅出了气味的不对头,依他的脾气,他不能和这些人和平相处。但是,五十年代后期的那次政治运动以后,一些人对他对于史学泰斗(按,双目基本失明的史学家在他帮助后不久谢世)的帮助颇有微词,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有些人还当面向他进言——错误的言,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博爱之类的破烂货色的来压他、软化他……反正他终于没有率先打响反击资产阶级的炮火。
然后他差不多分析了周围与他有接触有来往的所有的人,用词与当时流行的“猖狂进攻”“狰狞面目”“白骨精”“披着羊皮的豺狼”“露出了尾巴的狐狸”“画皮的恶鬼”等颇富典故性文学性象征性震慑性的词语相比,那是非常稳重,甚至是非常“亲善”的。他含笑问:“让我们大家来嗅一嗅,想一想,也请本人想一想,××同志的言行,他身上的气味,究竟对谁有利?究竟对哪个集团哪个阶级哪一种政治势力有利?××同志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呢?是代表人民的还是代表敌人的?那么,在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当中,能够说××同志是乘风破浪的弄潮儿吗?能够说他是一根随波逐流的木片草茎吗?能够……吗?既然都不能,那么,他岂不是至少在客观上站到人民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吗?他的屁股不是坐到了另一边了吗?不解决这个屁股的问题,一切又从何谈起?而我们……”
他喜欢摆弄逻辑及修辞。他喜欢用“归谬法”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他先提出种种为他所帮助的对象辩护为之开脱为之美化为之涂脂抹粉的假设,这些假设说得如此美妙如此富有华丽的词藻,以至与当时的遍及每个角落的尖利、泼辣、“白刀子入红刀子出”的气氛绝不协调,与每一个与会者以及被他帮助的本人的心情全不协调,以至听来是如此带有讽刺意味,以至连本人都想抢着声明:“我绝对没有那样美妙和华丽,”那么,爱莫能助,他含着泪不得不难分难舍地亲切含蓄地把你帮助到一个正在形成的政治地狱里去。
而且他光明磊落,指名道姓,毫不含糊。绝不搞阴阳怪气的无头公案,绝不搞什么“有的人竟然如何如何”的假靶子。说到谁,就是谁,有情有理,义正词严而又满腔热烈。
就在这一次的无声痛哭的演说中,他点到了他的女秘书,我们的后来的女病人。他并不是针对她说的,他并没有说什么挑剔她分析她帮助她的话。他只是检讨自己的“右倾”,检讨自己的放不下情面优柔寡断。他说他的秘书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也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与改造,没有经历一个“感情变化”的过程,以至气质情调性格诸方面,都不适宜担任机要工作。他早就考虑了将她调离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情面考虑、温情主义的考虑……他终于没有张开口。
小田手脚胸背冰凉。在听到他终于讲到她的名字的时候,她是多么兴奋呀,浑身像火烧一样。十年来,她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温文尔雅的嗓音中出现了她的姓氏和名字。十年来他与她说话从来只是称“喂”“嘿”“这个这个你”“我说来来来”还有“唔”“嗯”之类的鼻音,甚至有时候只用一声干咳。她知道,这是叫她,可能是叫她去发一封信,也可能是让她给自己倒一杯茶水。虽然开水与茶叶与茶杯都在他的近旁,秘书还是以为之倒茶作为自己的职守、作为自己的光荣与欢愉。
而现在他说到了她,低沉的,深情的,喑哑的,而且是,含泪的。她多么希望他谈一谈自己啊,她已经盼了许多个白天,许多个夜晚,许多个月,许多个年头。她终于盼到了今天。就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她吧!就让大家都知道吧,他的心里有她!就让他帮助自己,哪怕是痛骂自己吧。她需要知道他对自己的看法。哪怕是他认为自己全无是处。只要她能够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她有哪些个不是,她就觉得温暖,觉得快乐。她早就听他说过,承认与认识错误是改正错误取得进步取得新的生命新的形象的前提,也是如此这般的最重要的条件,只需要他、他亲自指出她的不是,说什么她听什么,要什么她做什么,不要什么她去掉什么!她可以为他重生再造。她可以为他卸成零件重新组装。
而他说的是,应该去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