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文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汉明帝;政治;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 (2000) 02-0057-06


汉明帝是继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之后,又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皇帝。全面、系统地考察汉明帝的历史活动,不仅可以客观估价汉明帝在东汉历史中的地位,而且,也能够认识东汉前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本文拟对汉明帝各种重要社会活动作一些评价,以期透视出汉明帝对东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
汉明帝实政方针与光武帝刘秀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了解汉明帝的作为,就有必要说明光武帝建武之政的特点以及汉明帝如何巩固和发展了建武之政。
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开始改变由西汉后期显露,及因王莽改革失败而造成的全社会的无秩序状态,他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都制定了符合当时形势的措施。因为光武帝的努力,东汉在建国之初,社会不仅出现安定局面,而且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这种局面与西汉后期、新莽时期的衰败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于继承光武帝帝位的汉明帝来说,巩固和发展光武帝建树的事业,责任异常重大。汉明帝是明智的,他的明智就在于,他没有使光武帝建立的事业中顿,而是拓展了光武帝的事业。汉明帝在政治统治上,非常注意吸取光武帝的统治经验。汉明帝仿效了光武帝的一些做法,同时,他也依据当时的形势,创造了一些新的统治方式。汉明帝继续限制三公的权力,不过,他并不是取消三公的权力,而是注意到对三公的利用。从有治理地方经验的郡太守中选拔三公,这成为他任用三公的一大特点。汉明帝从郡太守中选拔三公,其目的正是要提高三公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汉明帝不仅注意到三公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而且,还注意到三公的品格。因而,在永平年间,三公任职者皆为杰出人才。宋人叶适说:“光武、明帝,虽以吏职自任,号为严察,然举相任重,必望实相符,德器自过。伏湛、侯霸、宋弘、蔡茂、杜林、张湛、张纯、牟融,皆当时选;郭丹、范迁清俭绝人;冯勤、赵熹,虽文俗而干正经远,非偶然致身,不厌众论者;宣秉、王良有高世节,亦本以辅相待之。与其所以上下自厉,操行成俗,人才之盛十倍前汉也。”[1]叶适所说,确为恰当之论。当然,汉明帝为使三公尽心为他的统治服务,他对三公的约束是严格的。凡是三公触犯国家法律,都给予严厉的处罚。在他在位的18年中,先后有郭丹、虞延、邢穆受到惩处。汉明帝惩处三公的做法,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三公。

汉明帝将整肃吏治作为施政的大事。为了拥有一大批办事精干、作风廉洁、敢于上陈时弊的官员,汉明帝首先把握了官吏选拔的环节。他重视排除一些社会势力对选举的干扰。永平元年(58年),樊鯈上疏汉明帝说:“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4]孝廉选举中出现的这种不实情况,主要是由于地方宗族势力的发展所致。汉明帝改变孝廉选举不实的决心很大,他不仅要杜绝“权门请托”的情况,而且,严令“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2]虽然汉明帝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选举不实的情况,可是,毕竟可以使各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有所收敛。因而,汉明帝时,通过孝廉选举,还是选拔了一些贤才。比如宋意、徐防等人都是通过孝廉选举而进入官僚阶层的。由于孝廉选举受地方势力影响较大,因此汉明帝更注意采取直接征召的方式。永平年间,由汉明帝征召而任职的官员很多。比如韦彪、承宫、丁鸿等人都是这类官员。汉明帝采取这种方式,不仅使地方上的名儒获得了更多的任官机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官员有很好的素质。
汉明帝对忠于职守、有才干的官员,采取奖励措施。对有政绩的官员,则大力提拔。为了保证对官员的奖励更符合实际情况,汉明帝建立起严格的考核制度。他尤其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他“令司隶校尉、部剌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2]

汉明帝对政治上失职、或经济上贪污的官员,采取坚决打击,依法严办的措施,绝不姑息迁就。无论是对三公,还是对地方官员,他都能够依据犯罪情节分别加以处罚。对经济上贪污的官员,他更严厉地给予打击。比如,北地太守廖信在地方贪污钱物甚多,被汉明帝发现,立即“没入财物”[5],并且,“以信臧物班诸廉吏。”[5]又如,交阝止太守张恢贪污财物价值千金,汉明帝将张恢“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6]汉明帝对不法官吏的惩处有效地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然而,汉明帝对各级官吏的考核,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并且,他也不能做出全面的调查,因此,就难免有不恰当的处理。
从总的方面来看,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因而将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东汉人将汉明帝的统治视为政治清平的典范,自然不是偏颇的看法。


二
汉明帝不仅对政治稳定极为关注,他还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汉明帝即位时,经过光武帝三十余年的努力,东汉社会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汉明帝非常重视光武帝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他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展社会经济,保证小农稳定是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当时有见识的政治家的注意。东汉建国后,光武帝便实行了积极扶植小农的政策。汉明帝继续实施这项政策。不过,他更增多了扶植小农的方式。其中重要的是,他多次向全国小农赐民爵,对赐爵的目的、具体办法及爵位的转让都规定得非常明确。汉明帝确定的赐民爵制度,并不是徒具形式,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也就是对小农的优待。汉明帝不仅对有户籍的小农赐爵,而且,对“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也赐爵。这是汉明帝对赐民爵制度补充的新内容。汉明帝增加这项规定,是打算通过这个办法,把一些脱离户籍的流民,重新吸引回原籍,成为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此,汉明帝的这个做法,在重新整顿流散的小农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吸引作用。

汉明帝还通过赐公田的措施来扶植小农。汉明帝充分利用这些国有土地,来救助因豪民的兼并以及其它原因丧失土地的小农。他以“赐”的方式,来分配公田。“赐”公田与“假民公田”不同,它不是将国有土地租赁给小农,而是将公田赏赐给小农。这对解决当时小农丧失土地的问题,起到一些缓冲作用。
东汉国家屯田,在光武帝建国之初,便开始实行了。当时在内郡和边郡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汉明帝继续维持光武帝在常山、涿郡、渔阳、上谷、中山等郡国所设置的屯田聚落,还进一步发展北部边地的屯田。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在五原曼帕设置了度辽营。他派度辽营的弛刑徒“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2]这些弛刑徒一边戍边,一边屯田。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派军队进攻北匈奴,窦固一路东汉军队击败呼衍王,夺取伊吾卢地,设置了宜禾都尉。汉明帝开始在西域进行屯田,主要屯田点有金满、柳中和楼兰。汉明帝在边郡和边远地区的屯田,是他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汉明帝利用光武帝积聚的经济力量,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在他组织的水利建设中,以浚仪渠和汴渠的疏通最为著名。汉明帝重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等治理浚仪渠,从此“水乃不复为害”。汴渠得到治理,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大事。汉明帝在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是他在发展社会经济中非常突出的贡献。[7]

汉明帝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还积极建设北方边郡。北方边郡在东汉初年,由于匈奴的侵扰和光武帝实行内线防御的措施,使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边郡人口锐减,增加边郡人口,便是汉明帝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他积极动员滞留在内郡的边郡人重返家乡。而且,他还三次下诏,将大量的弛刑徒派往边郡。这些弛刑徒都要“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2]这无疑使边郡的人口数量有比较明显的增加。按着汉代的法律,“边人不得内徙。”[8]弛刑徒及其子孙后代长期居于边郡,自然对促进边郡地区经济的恢复具有积极意义。汉明帝选用了一些贤吏来治理边郡。由于汉明帝的努力,在他统治期间,北方边郡开始转变原来的凋敝状况。在汉明帝统治后期,能够由北方边郡派出四路大军征伐北匈奴,这些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汉明帝为促进生产,还采取了“禁民二业”的措施。所谓“禁民二业”,就是禁止当时人们做一切与农耕无关的事情。因为当时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是瓦解农村小农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重农必抑商,抑商必禁民二业,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禁民二业”的规定,表面看来是“重农”,实际上弊病很大。如果将小农的经济活动控制得过于严格,最终只能使小农因得不到其它经济生产的补偿,而陷入困境。后来,在刘般上疏建议废除“禁民二业”的措施后,汉明帝立即接受了他的主张。汉明帝废除“禁民二业”的政策,说明他在制定经济政策上,还能够依据经济形势及时变更,以达到不妨碍农业生产的目的。

汉明帝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时,不仅关注生产领域,同时没有忽视社会消费的风气。他对消费领域中的奢侈风气是持反对态度的。汉明帝很注意节省帝室财政的支出,特别是不轻易扩大后宫妃妾的生活费用。在宫庭的修建上,汉明帝也不做过分的举动。汉明帝不仅在他的个人生活上尽量克制奢侈欲望,而且,对官僚和其它社会阶层的消费,也反对奢侈化。他严厉地指责了民间在丧葬、车服上的奢侈性消费,并且,要求“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国。”汉明帝反对奢侈消费,应该说是很明智的举动。这不仅有利于改变社会风气,而且,对稳定小农和增加社会的积累都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适当的政策,所以永平年间,社会经济发展是很迅速的。当时国家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局面。当时的人口也有明显增加。史载,“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具体说来,光武帝中平二年(57年),人口为21007820人,而到永平十八年(75年),已达到34125021人。经过18年的时间,人口就增加了一千多万。

三
文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首先,汉明帝继承了光武帝倡导经学的传统,他尤其重视各类学校在经学传授中的作用。因而,他积极支持各种学校的兴办。在永平二年(59年),他先后在辟雍中举行了大射礼和养老礼。这样,他就把光武帝在位最后一年修建的辟雍,变为礼仪教化的场所。而且,他更重视在辟雍中传授经学,亲自到辟雍中讲授经义,“诸儒执经问题於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5]实际上,辟雍已成为传授经学的的最高讲堂。汉明帝亲自在辟雍中传授经术,对士人的影响颇大。正如东汉人樊准说:“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4]
对于光武帝时兴办的太学,汉明帝极力维持。他努力把一些“经明行修”的大儒、名儒选拔为博士官,到太学中讲授经学。因而,在汉明帝时,太学传授经学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然是国家传授经学的重要场所。
汉明帝对各地方的郡、县学,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为了表示对地方学校的重视,在出巡时,经常在这些学校与校官弟子行礼作乐。由于汉明帝对郡、县学的重视,就使郡、县学的教育体制更完备了。

对取得成绩的儒生,汉明帝大力褒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们可以被选为三老、五更。汉明帝确立的对三老、五更的选拔,是养老礼的重要内容。但任三老、五更者必须是最优秀的儒生。最早被选为三老的李躬,在汉明帝的诏令中就称他“年耆学明”[2]。任五更的桓荣,则是汉明帝的老师。汉明帝对他极为敬重,视他为“大师”。所以三老、五更的选拔,对尊崇优秀儒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汉明帝还对优秀儒生给予物质赏赐和授予重要官职,以便使广大儒生更好地为他的统治服务。
汉明帝提倡经学,不仅是今文经,也包括古文经。为了顺应经学的发展趋势,他采取了鼓励古文经学者著述的措施。著名古文经学者贾逵很受汉明帝的重视,他被任命为郎官,“并校秘书,应对左右。”[9]
由于汉明帝采取了鼓励经学发展的很多措施,经学传授在他统治时,发展到了极盛的程度,因此,《后汉书•儒林传序》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清人皮锡瑞对此作了中肯的评论,他说:“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10]汉明帝鼓励发展经学,固然有利于发展文化的方面,但是,应该看到,经学的发展只有利于国家的思想统治,只能将大批知识分子禁锢在经学的说教中,使当时人们在思想上受到的束缚越来越牢固了。

当然,汉明帝推动文化发展,尚不限于经学,还有史学,他对史学著作的编纂很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汉明帝重用著名史学家班固,让他担任兰台令史,从事《汉书》的撰写。《汉书》虽然是在汉章帝时完成的,可是,班固撰写《汉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汉明帝统治时期。因此,可以说,班固编纂《汉书》与汉明帝有很密切的关系。汉明帝支持史学撰述的贡献是不应该忽视的。
汉明帝还是一位很重视佛教的皇帝,在推动佛教传播上,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据《牟子理惑论》的记载,汉明帝曾经遣使到西方求法。这是汉明帝试图弘扬佛教的重要举措。他推动佛教的传播,从客观效果上看,这是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由于汉明帝的提倡,使佛教在东汉的传播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东汉后期,已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11]外国僧人来东汉的很多。如安息僧安清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 20年中,译出30部佛经,数百万言。大月氏僧支娄迦谶在东汉末年到达洛阳,翻译出《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味》等佛经。


汉明帝在位期间,全面进行礼制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建树。汉明帝模仿西周、春秋古制,在辟雍中开始实行大射礼。汉明帝实行大射礼,并不是对古代礼仪的怀念,而是要使大射礼为其现实统治服务。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大射礼,来区分尊卑等级和选拔人才。
汉明帝还规定了乡饮酒礼。他在永平三年(60年),“使天下郡国行乡饮酒礼于学校。”[12]乡饮酒礼起源很早,在周代,是乡学中举行酒会的礼仪。他实行乡饮酒礼,是要对各郡国人民进行教化,使他们能够明确区分贵贱、长幼。这对稳定地方统治秩序是非常有利的。否则正如班固说:“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13]
汉明帝还特别制定和实行了养老礼。汉明帝实行养老礼,在他的礼制建设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宋人叶适说:“孝明行养老礼,意既笃实,文亦丁宁,可谓三代之后,旷千载而一遇也。”[1]汉明帝重视养老礼的实施,仍然是要借助这项礼仪进行教化,其目的在于提倡“孝”道,以实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的意图。

汉明帝的礼制建设,实际上,是全面恢复了儒家的礼仪模式,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由于汉明帝的做法,是对秦制的摒弃,所以使东汉国家的礼制规定,出现了全新的状况。
汉明帝的建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就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同西域各国的联系上,汉明帝使与汉朝断绝了65年关系的西域国家重新遣使往来。关于此问题,限于篇幅,容另文详之。
总而言之,汉明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18年,可是,他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礼制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及西域各国联系上的建树,却是引人注目的。他不仅继承,并且发展了光武帝的事业。如果说光武帝的事业是当时社会由崩溃转向中兴的开始,那么,汉明帝的事业则是社会中兴的进一步拓展。汉明帝的永平之政受到当时以及后世人们的赞扬,正是由于他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并且使社会经济、文化和外交事业出现了发展的局面。汉明帝在东汉历史上所占据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不应该忽视的。我们估价汉明帝时,是应该持这样的客观、公允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