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是一切的根源
2010-08-05 15:52:42 / 个人分类：精神分析
《三国演义》一开头，作者就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
1.一条大青蛇从温德殿横梁上飞将下来，然后突然不见了；
2.天上突然出现了雷雨冰雹；
3.两年后，洛阳发生了地震，海边发生了海啸；
4.某地，人们发现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
5.盛夏的没有果实的一天，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
6.秋天，一道彩虹出现于玉堂。
现在让我们开始脑筋急转弯——请问，上述这6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这6件事情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认为“这不过是6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它们只不过偶然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理解《三国演义》。
甚至，你很难说自己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基本上不具备中国人的认知模式。中国典型认知模式是《功夫熊猫》里乌龟大师的思维模式，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荣格曾感叹，西方人在海滩边看到海浪送来一把伞和一堆破布，会认为这是偶然，而中国人却会认为这是有关系的。就此，他非常佩服中国人的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关系认知模式。
在荣格60年后，当代精神分析的几乎所有学派—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派、客体关系学派—一致认可“人是一种关系性动物”这一命题。并且找到确凿的神经生物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据来证实这个恩格斯通过“人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表述的命题。
70年前，当荣格遇到胡适的时候，他问胡适对《易经》的看法，胡适对这部众经之首嗤之以鼻。
这就是荣格和胡适的区别，荣格以一种谦卑态度面对中国智慧之时，并没有转过身去把其文化背景中的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先哲们打个稀烂并踏上一只脚。荣格的文化背景并不会被体认为一种自卑或自恋的根源，他有足够的自信。
我相信没有一个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者会把上面这6件事情拍进电影或电视剧，也不会按照《三国》的认知模式，把曹操之死和他砍了一棵大树遭到树神报复拍进影片—总之，凡是现代人看起来按照五四或者除四旧标准的“封建迷信糟粕”的东西，都不会进入导演的视角。就这个角度来说，诸如《赤壁》和《见龙卸甲》此类影片，在展现“三国精神”方面，都是失败的。
如果失去了这种天人关系的视角，“三国”就没有英雄了。三国英雄的气节在于明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宇宙人生之虚空本性以及对此采取的“惯看秋月春风”的释然态度，在于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无常性的体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和彻悟。
这种敌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统统和日月天地、宇宙四方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母体视界在近200年遭到了几乎是灭门性破坏和摧毁。
日本有个人类学家，对中国人人格考察后，居然提出，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是“娇气”，说中国人是在娇宠的环境中长大的。
其学说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还是有一些隐约的现实基础。比如说在电影《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
这种亲子关系形态下产生的“骄子”，一旦遭遇到重大挫折，其自恋性暴怒会爆发出巨大力量，正如根据卢刚枪击案改编的《暗物质》（Dark matters）所展现的。其实《暗物质》中的刘星和《长江七号》中的那个儿子的人格结构是一致的。
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
2010-08-05 15:52:42 / 个人分类：精神分析
《三国演义》一开头，作者就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
1.一条大青蛇从温德殿横梁上飞将下来，然后突然不见了；
2.天上突然出现了雷雨冰雹；
3.两年后，洛阳发生了地震，海边发生了海啸；
4.某地，人们发现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
5.盛夏的没有果实的一天，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
6.秋天，一道彩虹出现于玉堂。
现在让我们开始脑筋急转弯——请问，上述这6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这6件事情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认为“这不过是6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它们只不过偶然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理解《三国演义》。
甚至，你很难说自己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基本上不具备中国人的认知模式。中国典型认知模式是《功夫熊猫》里乌龟大师的思维模式，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荣格曾感叹，西方人在海滩边看到海浪送来一把伞和一堆破布，会认为这是偶然，而中国人却会认为这是有关系的。就此，他非常佩服中国人的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关系认知模式。
在荣格60年后，当代精神分析的几乎所有学派—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派、客体关系学派—一致认可“人是一种关系性动物”这一命题。并且找到确凿的神经生物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据来证实这个恩格斯通过“人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表述的命题。
70年前，当荣格遇到胡适的时候，他问胡适对《易经》的看法，胡适对这部众经之首嗤之以鼻。
这就是荣格和胡适的区别，荣格以一种谦卑态度面对中国智慧之时，并没有转过身去把其文化背景中的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先哲们打个稀烂并踏上一只脚。荣格的文化背景并不会被体认为一种自卑或自恋的根源，他有足够的自信。
我相信没有一个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者会把上面这6件事情拍进电影或电视剧，也不会按照《三国》的认知模式，把曹操之死和他砍了一棵大树遭到树神报复拍进影片—总之，凡是现代人看起来按照五四或者除四旧标准的“封建迷信糟粕”的东西，都不会进入导演的视角。就这个角度来说，诸如《赤壁》和《见龙卸甲》此类影片，在展现“三国精神”方面，都是失败的。
如果失去了这种天人关系的视角，“三国”就没有英雄了。三国英雄的气节在于明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宇宙人生之虚空本性以及对此采取的“惯看秋月春风”的释然态度，在于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无常性的体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和彻悟。
这种敌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统统和日月天地、宇宙四方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母体视界在近200年遭到了几乎是灭门性破坏和摧毁。
日本有个人类学家，对中国人人格考察后，居然提出，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是“娇气”，说中国人是在娇宠的环境中长大的。
其学说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还是有一些隐约的现实基础。比如说在电影《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
这种亲子关系形态下产生的“骄子”，一旦遭遇到重大挫折，其自恋性暴怒会爆发出巨大力量，正如根据卢刚枪击案改编的《暗物质》（Dark matters）所展现的。其实《暗物质》中的刘星和《长江七号》中的那个儿子的人格结构是一致的。
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