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宋词才算真读懂

词,初名曲子、曲子词，又叫倚声，后来也被称作是长短句、诗馀等。这种种的称呼实际上反映了词的两个源头以及顺着这两个源头而形成的两种传统。第一个传统，词是唐代音乐的曲辞，是依附于音乐——曲子的。第二个传统，词是长短句的诗体，是从乐府、近体一脉相承的“调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新的格律诗体，乃是遵循着一种参照诗体而建立起来的新传统。我们现今作词，主要依照后一种传统。

按照当代词乐研究学者洛地先生的论述，我国民族歌曲有两种基本形式，一为“以乐传辞”，一为以“以文化乐”。

以乐传辞，意思是乐曲是固定的，但文辞可以不同。凡是以乐传辞的，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曲子的旋律基本稳定，而文辞却不拘平仄、不拘句逗、不拘是否叶韵、不拘段数多少。唐代收入敦煌《云谣集》的那些民间曲子词，便是如此。

以文化乐，则是文辞的平仄、句逗、叶韵、段数有定，音乐是依照文辞的声律，把字声的平仄阴阳化成乐音，形成旋律，即所谓依字声行腔。有严格格律的词，是通过以文化乐的方式传唱的。洛地先生把这样的词叫作律词。

前人认为词调的格律是倚音乐之声而填辞的结果，曲的旋律越确定，则文体的格律越严。这实际上是很大的误解。因为旋律稳定、确定者，一定是以乐传辞的，它就无所谓文体之句式、平仄，而讲究文体之“片、韵、句数句式、句内平仄”格律的律词（包括律诗），则恰恰反映了其在音乐上并没有固定的特有的旋律。

因此，曲子和律词，是两类有质的差异的文艺。洛地先生并指出：

民间文艺（如“曲子”，方言为语、信口成辞、随心行腔，本来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地方性及“粗俗”不饰；渐脱地方性、随意性，渐趋于格范、程式、规则化，乃一切（古典）文艺发展的必然定势。使原先漫漶之辞式演化为一类有所格范的文体，使原先各处方言用语演化为使用通用的文读语言的“韵”、“声”、“调”，从而使原先具有各各特定色彩的地方唱腔演化为一类“以（通用之）文（体）化乐”“依（通用韵谱之）字声行腔”的唱，其过程往往由文人为之。其结果，则使“民间文艺”上升成为民族文艺——首先是使民间各种原无确定格式的文学辞式上升成为全民族的文学体裁。）[1]

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今日作词，之所以要严守格律，即在于要维护民族文艺的稳定性。

每一首词，都有词牌。词牌即词调名，对于曲子词来说，它是一首词所依附的乐曲名；而对于律词而言，则是各词调格律定则的标记。前已讲过，曲子词是以乐传辞，故曲辞无所谓格律，但由于在词调产生之初，有着两类现象，导致曲子词逐渐律化，词的演唱方式也就变成是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这两类现象就是“律诗入曲”和“曲辞用律”。

律诗入曲，是把本为近体诗的文辞，用当时流行的曲子来唱。今天流行歌曲亦有唱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者。曲辞用律，则是文人用律化的句子来填充原有的曲子，这个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文人做惯了近体诗，一下笔就自然符合近体诗平仄的基本特点。这两种因素，都促进了曲子的演唱由固定腔调向依字声行腔的进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同是《长相思》，唐词的唱腔和宋词决不相类。

词调名的产生，据宛敏灏先生归纳，约有以下六个主要来源：

（1）     截取隋、唐的大曲、法曲或引用琴曲。例如《伊州令》、《婆罗门引》、《剑器近》、《石州慢》、《霓裳中序第一》、《六州歌头》、《水调歌头》、《法曲献仙音》、《醉翁操》、《风入松》、《昭君怨》等。

（2）     由民歌、祀神曲、军乐等改变的，例如：《竹枝》、《赤枣子》、《渔歌子》、《二郎神》、《河渎神》、《江神子》、《征部乐》、《破阵子》等。

（3）     从国外或边地传入的。例如：《菩萨蛮》、《苏幕遮》、《普赞子》、《蕃将子》、《八声甘州》、《梁州令》、《氐州第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