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去北京成为一种“时尚”
当农村土地无法提供生存必需品,那就去乡镇,进省城;如果进省城,仍然无法生活,那他们该去哪里?
洪埠乡党委副书记许伟成说,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部分洪埠人都到信阳、郑州等地就近务工,可从1980年开始,当乡镇企业经营状况不甚理想,而郑州、信阳等大城市的经济活力仍无法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要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北京。
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份调研报告反映出信阳地区的窘境:1984年,信阳地区人均农业产值284元,比全国水平低1/3;仍有38.3%的农户温饱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乡镇企业1984年亏损额为30多万元,1985年乡办企业亏99个,亏损面超过12%.农村经济主要围绕粮食生产运转,对林、牧、副、渔业收效甚微。
乡镇企业的惨淡经营,让早年流出的农民工去意复萌,也让即将流出的农民工有了更远的目标。
在中原第一县固始,年轻人们为填饱肚子而选择北上。在当时,去北京成为一种“时尚”,他们的印象中,北京要搞亚运会,北京城在大搞建设,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缺工人,不管怎样,卖苦力总能找到一口安稳饭。
1984年春,范中华和李明新北上。范中华所在范郢村与李明新所在的大觉寺村相邻,两村相去不过6里地。范李二人年龄相仿,儿时熟识,虽不在一起读书,但会一起放牛。
凌晨出发步行至洪埠乡,稍作休息后步行20里路到固始县城,在这里排队等公汽去信阳,然后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是当时范中华与李明新走过的同一条路,也是绝大部分固始打工者的迁徙路径。
范中华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老大。因有不安分的老兵补贴家用,家人还不至于饿肚子。范中华深受老兵影响,他打工的目标也很纯粹:买辆自行车,跟老兵一起卖麻。
范中华的打工生涯是从被骗开始。刚到北京时,他们给一个施工队干活,一天工资7块钱。这个高出当时市价2倍的工资,让机警的他觉得可能是个骗局。果然,8天后工程完结,他们就被老板撵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