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本草纲目》卷三三“葡萄”条云:“《神农本草》已有葡萄,则汉前陇西旧有,但未入关耳。”按,《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漫长,以此判定葡萄进入中原的时间不妥。
⑤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⑥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又见陈习刚《中国古代葡萄、葡萄酒及葡萄文化经西域的传播(一)两宋以前葡萄和葡萄酒产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⑦ 《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汉遣使团多次去西域,“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⑧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曹丕诏。
⑨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并见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章第6节《酿酒业》(余华青执笔)。张玉终:《葡萄及葡萄酒的东传》,《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张泽咸:⑩《唐代手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
⑩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这个故事有不同版本。《后汉书•宦者列传》李贤注引作《三辅决录注》,“孟他”作“孟佗”;“一斛”作“一斗”。《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司马彪《续汉书》引自《炖惶张氏家传》,“一斛”作“一升”。
⑪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五。
⑫见《史记•大宛列传》。
⑬见司马相如《上林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⑭《太平御览》卷八四四引《唐书》云:“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味兼醍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同书卷八九二所引略同,惟言所酿之葡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今本新旧《唐书》均无此段材料。吴玉贵先生以此为《唐书》阙载之文(氏著《唐书辑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08页),文中“〔始〕”系吴氏据《唐会要》和《册府元龟》增补。这条资料是唐以前内地不知葡萄酒酿制法的重要证据。公元9世纪来华阿拉伯人谈到南方地区(可能以广州为中心)饮食状况时说中国没有葡萄酒,中国人既不知道也不喝这种酒(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可知到晚唐葡萄酒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仍是有限的。尽管宋明文献有制作葡萄酒的记载,但据明末来华西方传教士说,当时中国内地葡萄非常少,只有陕西例外,人们不用葡萄酿酒,而是将其制成果干。(见〔葡萄牙〕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藉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外国人的观察客或有偏颇,但葡萄酒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酒类则是不争的事实。
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5~388页。王佩铮说见陈直《盐铁论解要》所引。杭世骏说见氏著《订讹类编》。

⑯陈直.《〈盐铁论〉存在问题的新解》,《文史哲》1962年第4期;《盐铁论解要》,《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07~210页。
⑰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卷,第321页。并见本书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简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7页码。
⑱《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水般样的淡酒,药般样的苦酒,还有尿般样的臭酒,这晚吃了恁般浓酝,加倍放出意兴来。”
⑲见(明)郑朴编《扬子云集》卷五,四库本。
⑳见《齐民要术》卷七《笨麴并酒》。
○21余华青、张廷皓《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按,清酒无滓。由《蜀都赋》“酴清众献”和《齐民要术》说“酴”中有滓可知“酴”与“清”是两种酒。将“酴清”作为一种酒,似误。
○22汉代文献如《四民月令》“正月”条说正旦日家中晚辈向家长敬奉“椒柏酒”,然未言及制作方法。《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条注引三国魏人董勋云:“椒花芳香,故采花以贡尊。”又注引成公子安《椒华铭》:“肇惟岁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椒华”即椒花。可知椒酒系椒花而非椒实泡制。《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逸史》记唐代椒葱酒制法是“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汉代是否也是如此,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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