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语世界的学者翻译与研究孔子《论语》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产生了理雅各、韦利、顾立雅、芬格莱特、安乐哲、郝大维等著名学者。1972年，芬格莱特出版了《孔子：即凡而圣》一书。该书只有82页，由5篇论文构成，却得到了几乎所有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汉学家的推崇（自然也引来许多争鸣）。英国中国思想史专家葛瑞汉认为，此书影响了近二十年来西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另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在其先秦思想史名著《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中，第三章专论孔子，篇幅与芬格莱特的小书相当，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于芬格莱特的批评与辨析。
芬格莱特（1921—），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曾担任过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芬格莱特只写过《孔子：即凡而圣》一本著作及一些论文。在芬格莱特之前，孔子研究是西方汉学的薄弱环节。虽然无人否认孔子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孔子，顾立雅可能是唯一的孔子专家。海外新儒家多受宋明理学影响，很少专攻先秦。西方学者独立的先秦思想史著作产生于芬格莱特的著作之后，它们是史华慈与葛瑞汉分别于1985年与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和《论道者》，两部书都受到了芬格莱特的深刻影响。二人的孔子研究，或是与芬格莱特观点相近（葛瑞汉），或是对其进行辩驳（史华慈）。
在芬格莱特之前，很少有学者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儒家礼学，在他之后，很少有西方汉学家能在孔子研究中回避“礼”的问题，或是对“礼”采取激进的批评态度。礼学已经成为当代英语世界孔子研究的基本平台，它使得西方的孔子研究多少不同于中国与日本，甚至不同于活跃于英语学术界的华裔汉学家如陈荣捷、杜维明等人，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了有一定特色的学术传统。芬格莱特的孔子研究，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帮助西方汉学家摆脱了中国本土哲学史家的影响，创立了自身的学术传统。
芬格莱特的著作由一系列论文组成，写作时间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五十年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在西方职业哲学家内部引发了一场变革。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为人们描绘了另一种世界与人生观构图。其著名代表人物奥斯汀于五十年代在美国访问讲学，在西海岸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芬格莱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新的人生构图中，原先被人们看作是日复一日、少有创新、束缚个人主观自由的日常语言（也包括日常生活、单调平凡的礼仪），从分析哲学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累赘，变成为凸显着神圣光芒的奇妙世界。
原先的世界与人生构图是以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日常语言缺乏确定性与精确性，需要用人工语言取而代之；但依照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立场，日常语言虽然复杂，却有着清晰的逻辑与条理。众多的哲学困惑，都是因为哲学家缺乏耐心，误解与误用了日常语言的本性之后制造出来的。现在，哲学家应停止一切对日常语言的质疑，全心全意、耐心细致地逐个分析日常语言现象，日常语言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完美性。在这种新的世界与人生构图下，原本只会说一些世故的人生格言、不入哲学家法眼的孔子，忽然放出了奇异的光彩。要理解芬格莱特著作的内容，以及中国学者初读其著作的愉悦感受，首先就得理解在本世纪中叶发生的世界与人生构图的变革。这场变革发生于少数哲学家中间，对社会没有很大影响，但对西方的孔子研究乃至整个先秦思想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是礼仪的存在
在芬格莱特的哲学观点中，最吸引中国学者注意的，恐怕是如下的人生构图：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关注焦点，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不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芬格莱特的著作告诉我们，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是一种例外。
通读芬格莱特全书，可以看到，这种人性论强调，人类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神圣性，日常生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行的，因此，神圣性就在于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之中。有意义的生活即为神圣的生活，所谓神圣，关键在于日常生活的和谐，而不取决于超越于人之上的神灵。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最浓缩地体现于礼仪之中，礼仪是日常生活的榜样。礼仪高于日常生活，却并非超越于日常生活，它与日常生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芬格莱特发现了《论语》的意义所在：“我觉得《论语》的文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精神上，都支持和丰富了我们西方最近出现的对于人类的看法，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