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保持向世界开放的同时，也越来越开始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和认识。如果说2003年是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非常活跃的一年，那么这就体现在它对八十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存续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深沉的省察与反思。

2003年11月5－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学术讨论的中心论题之一可以概括为“中国哲学诠释范式的反省和期望”，围绕这一论题，学者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辩论和争论。

彭永捷先生对百年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以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哲学史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他认为此种范式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实际意思是：第一，中国历史上是否曾有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术形态？第二，如果有，那种以西方某种哲学范式剪裁中国思想史料编撰而成的通史性著作，是否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彭永捷先生还用“汉话胡说”四字来概括八十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历程，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使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

对于彭永捷的看法，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批评意见。郭齐勇先生用反讽的口吻说，彭永捷在讨论中国哲学问题时所用的语言和词汇都是“汉话胡说”，当他用他的“汉话胡说”的方式把前辈学者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定为“汉话胡说”并加以批评时，他首先就失去了立脚点。这就进一步提出了需要澄清的问题：“谁”是“立法者”？要合“什么法”？作为反驳“合法性危机”的理由之一，郭齐勇先生强调作为“哲学”这一概念起源地的西方也并没有“统一的哲学”概念，西方的哲学形态也是五花八门的，也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的哲学形态、体系都是特殊的、个别自我的。如果只用某一哲学家（如黑格尔）的说法为标准来衡量哲学，合乎此的才叫哲学，不合乎此的就不能叫哲学，就不合法，那么西方之外的哲学智慧都将被一笔抹杀，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

王中江先生在《“范式”、“深度视点”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一文中强调指出：“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他的一个‘属’。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苗润田教授在《中国有哲学吗？》一文中指出：“早在我们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广泛使用这一词语了，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至少有三百年，‘中国哲学’一词很可能也不是我们的‘发明’，也是一个‘舶来品’。所谓‘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说，只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一孔之见，他们只是看到了树木而没有看到森林；更多的西方学者则认定中国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哲学研究、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哲学’，而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方法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