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经学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术。所谓经学，是研究和传授儒家的五部经典的学问。前文已经介绍了汉代瑕丘的经学家丁宽、肖奋和何休，下边再介绍江公。
为了介绍江公，有必要对古代学术的传承方式作些介绍。
在造纸和印刷术出现之前，文化知识的传承除了简帛书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者一代代口相传授的。汉代朝廷立学有专长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专门负责学术的传授。所谓五经，是指《诗》、《尚书》、《礼记》、《易》和《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五经中，《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二百多年间的大事。《史记》说此书是“约其辞而指博”，即文辞简约严谨而内容丰富广博。据说孔子修《春秋》态度十分审慎，每下一字都存褒贬，含义极深，所以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孔子是最早私人办学的人，《春秋》一书自然应在他讲授之列。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散在四方，各自又按自己的记忆来解释书中的微言大义，于是就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学派。孔子编的《春秋》文本叫“经”，解释经的文本叫“传”。为《春秋》作传的曾有多家，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家。“左”指左丘明，“公羊”指公羊高，“谷梁”指谷梁赤，他们大约是战国时人。瑕丘江公是《谷梁传》的传人。
关于江公，我们所知甚少。只知他是瑕丘人，曾从鲁国的申培学习《鲁诗》和《谷梁春秋》。在申培众多的生徒中，惟有江公一人能兼通二经，而且尽能后传，徒众最盛。当时申培的弟子多治《诗》，有治《春秋》的又多学《公羊传》，所以江公是《公羊传》的唯一传人。
江公在汉武帝时候（前140-前87）被立为博士，他和著名 经学大家董仲舒同仕于朝。董仲舒能兼五经，但他讲《春秋》是宗《公羊传》的。汉武帝曾经让董仲舒和江公共同讲《春秋》，两人相互辩论，董仲舒口才好，讲得绘声绘色，妙语如珠，引人入胜，而且又能够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帝口味，因此深得皇帝的赏识。江公却认真严谨审慎，从不妄自解经，又不太善于言辞，对比之下，未免相形见绌。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也是一位《公羊》学者，他偏袒董仲舒，结果使董仲舒占了上风。于是武帝尊用《公羊》学家，《公羊》学大兴，《谷梁》学未能盛行于世。
大约在那次辩论以后，江公就离开京城，回到瑕丘，依然设帐收徒，传授学问。从学者有鲁人荣广和皓星公，还有后来做了丞相的韦贤。荣广是江公最得力的门生，他天质很高，曾和《公羊》大师眭弘论辩，多次使对方陷入困境，无言以对。以致影响了很多《公羊》学者，转而学习《谷梁》。荣广弟子中有蔡千秋，所学最精，为后来《谷梁》学的振兴有重要贡献。
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即位。宣帝的祖父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后蒙冤被称“戾太子”而自杀。刘据曾从江公学习《谷梁》，爱好《谷梁》胜过《公羊》。刘询即位后，立志恢复《谷梁》学地位，当时推戴他为帝的韦贤在朝为丞相，自然也提倡《谷梁》学。自此学术风气为之大变。朝廷派人去瑕丘访问江公，此时江公已去世多年，于是征江公的孙子入朝为博士。
江公之孙亦称江公，又称江生、江翁、江博士。他不仅兼通《鲁诗》、《谷梁》，对《孝经》也有研究，著《江氏说》一篇，是汉代四家《孝经》名家之一。江博士入朝后，开讲《谷梁》，从学者中包括大学者刘向。从此后就薪尽火传，《谷梁》学终于被传到今天。　　江公一家三代传授学术，对文化是有贡献的。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滋阳县志》说：“江公三世以经师为博士，而史俱佚其名，可怪也。”《县志·古迹》又记有韦园和江公墓，韦园是江公向韦贤授经处。按韦园故址在今兖州城内中御桥南路东的红旗小学处，现存韦园街之名；江公墓已不祥具体所在，亦不知是哪 一个江公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