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该书论述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被称为邪恶的圣经，是很多君主的床头或身上必带书.

《 君主论 》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问世后引发激烈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一度被斥为“暴君的导师”，本书也被列为禁书，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他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 他的理论也被曲解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背景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割据势力十分严重，各城邦国家间的彼此仇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蹂躏。马基亚维利主张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结束意大利的分立状态。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他的著作《君主论》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他的理论也被曲解为马基亚维利主义，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都信仰马基亚维利主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是表面上强烈反对，实际执行马基亚维利主义。但实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虽然提出要求君主要强有力，执行铁腕政策，但和后世的解读并不一致

马基亚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律师，但当他出生后，家中除了四壁图书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完全依靠自学。

洛伦佐·美第奇成为佛罗伦萨大公，1513年马基维亚利被投入监狱，受到严刑拷问，但最终被释放，已经一贫如洗，隐居乡间，开始进行写作，据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君主论内容精要
全书有26章。前11章论述了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强调有势力保护国家容易、反之则难，君主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12-14章阐明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后12章是全书的重点，全面论证马基雅维利的术治理论。

《君主论》对不同类型的君主国做了明确的区分：如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世民君主国和宗教君主国等等。启示实行统治的君主们如何参照别国的历史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君主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君主在立国之初首先考虑的原则。君主立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基点放在自身的力量上，凡是这样做的，日后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这是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的第二条原则。

任何一位君主或政治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必须学会政治统治的方法，这就是君主的基本行为原则，既是书中的重点，也是后世争论的焦点。
　　《君主论》赤裸裸地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

《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义，伦理道德可以抛弃不管，因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君主论》还主张君主应当显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国家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真实性，而在于它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君主论》中关于教会王国的论述中指出：“教会王国在取得政权以后，便受到宗教习惯的保护，这种君王不需要有军队，因为他们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他们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着，如果轻易地对它加以评论，那就是狂妄无知的行为。

在政治手段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认为，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是徒劳的，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也必须要选择能够实现它的手段。手段问题不要去管目的的善与恶，而要按照纯粹的科学方式去处理。成功的意义在于达到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假若世界上有一门“成功学”，专门研究恶人的成功，肯定会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样好。因为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贤成功的事例并不少，有时反而更多。如果这门学科成立，对圣贤和恶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恶人一样，希望自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