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袁桷曾说：“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130]传统官僚政治在宋朝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制衡关系，君主专制政治与文官政治这两项看似矛盾的特征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以翰林学士为主要代表的“词臣”的活跃，就是宋朝文官政治的一大特色。翰林学士充当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代言”，似乎是游离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行政机构之外。但他们虽已成为“天子私人”，毕竟不脱士大夫的人格自尊，在“代言”时并非单纯的传声筒、打字机，而是在既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独立创作自由。宋朝“王言”体系的发达、“人文之精”，端在于此。诏敕主体——皇帝对词臣的尊宠呵护、客体——官僚贵族对词臣的润笔酬谢，等等一整套“翰林故事”，乃至词臣在社会上受到的称羡荣耀，也无非“人文之精”的体现。翰林学士等“词臣”工作独立性的表现有二。一是如认为诏敕内容不当，可以拒绝起草，“封还词头”，“论奏贴正”。[131]二是起草既毕，不容轻易改动，否则即以不称职请辞。[132]这种独立性，固然有助于词臣充分发挥才思和工作积极性，创作出传诵一时的诏敕名篇[133]，但也使得诏敕之中较多地带上了词臣自己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人事任免制敕中凭借个人好恶上下其手，任情褒贬。“遇其所好，则誉庄跖为夷齐；遇其所恶，则毁晋棘为燕石。极意夸大，有同笺启；快心摧辱，无异诋骂。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言，未免于玩人丧德之失”[134]。另外，在崇尚文治的宋朝，“人文”过盛，亦往往流于虚文。如节日、庆典百官进上贺表，臣下表乞致仕或辞免任命，皆须由翰林学士代皇帝起草批答或答诏，彼此客套推让，往复不已，实属形式主义。又如百官除拜，必行骈俪制诰，“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愈多，且必过为称誉。……称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135]。以致朱熹批评说：“今之表启是下谀其上，今之制诰是君谀其臣。”[136]这些情况，对于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官场风气的整顿，显然也有不利之处。

没了

姐姐真祥瑞，清音体柔易推倒、
贴个资料都被人嘲讽，姐姐好可怜

回复52楼：
果然呆头，人家嘲讽的是48

萱萱么么哒~~~

么么哒哒 O(∩_∩)O

先顶再看

祥瑞姐

顶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