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
——以其南进中原作战为例
张国庆 刘艳敏
【摘 要】在辽代，由契丹骑士与战马、弓箭、甲胄等组合而成的“特殊”兵种——契丹骑兵，其军事行动之所以需要某种特殊的气候环境，与常年生活在较高纬度干冷气候环境下的草原契丹人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以及战马、弓箭、甲胄等骑兵特殊装备的适干冷、怕湿热之特性有直接关系。并且，也正是由于契丹骑兵军事活动中所需的特殊气候环境，还催生了其“主动”南进中原出征作战时必有“季节性选择”的特殊战略则规。事实上，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在契丹骑兵的诸多次南进中原作战过程中，气候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战事的结局产生过或利或弊的影响。
【关键词】气候环境；特殊体质；契丹骑兵；南进中原；骑战；“天”助“天”惩
自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元立国，到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契丹辽国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雄踞了二百余年。有辽一代，其南，先后与中原五代诸政权及北宋王朝南北对峙；其西，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东西并立；其东，与朝鲜半岛的高丽隔水相望；西北和北部，还散布着一些时附时叛的游牧部族。可以说，在契丹辽国的周边，多数时间是强邻环峙，虎视眈眈，正如《辽史》所言，是“居四战之区”，【1】（卷46《百官志二》）那么，一旦相邻、对峙的双方既得利益失衡，血腥的战争厮杀即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辽代前中期，契丹铁骑曾多次南进中原与五代诸政权和北宋王朝的军队作战，更是这一时期辽朝对外战争的“主要内容”。
我们说，战争的胜负除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人心向背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外，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当的重要，特别是气候环境，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检索相关史籍资料即不难发现，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其南进中原与五代诸政权及北宋军队作战的胜负结局的影响，也是辽代战争史和军事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论题。笔者不揣浅陋，钩沉史料，拟对此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古代北方草原干冷气候环境下形成的契丹人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
契丹源出鲜卑宇文部，[①]公元4世纪末，兴起于东北西部的草原、丘陵地带。《辽史》云：“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指元魏时）始自号契丹。为慕容氏所破，俱窜松漠之间”。【1】（卷63《世表》）“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1】（卷32《营卫志中》）可见，“松漠之间”当是契丹人的发祥之地，其大致地理位置即为今西辽河上游的西剌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及其以北一带。西剌木伦河和老哈河在辽代时被称为潢河和土河，《辽史》中的一则关于契丹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即发生在潢、土二河的交汇处：“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卷37《地理志一》）此亦进一步证明，今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上游及以北之广阔草原、丘陵地带，即是契丹民族形成及发展壮大的主要活动场所。
从具体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状况看，这一地区西与蒙古高原相连，东抵大兴安岭山脉，北至呼伦贝尔草原，南邻努鲁儿虎山和七老图山，大致位于北纬42－47度之间，属于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加之这一带地理海拔相对较高，属大陆季风型气候，年、日温差较大，冬春多风沙，年均降水量少，所以，便形成了这里气候的较寒凉和干燥之特征（指在总体的年平均气温和湿度状态下）。这一地区的这种气候特征在辽代历史文献中也是有所记载的。如《辽史》即云：“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盖不得与中土同矣。”【1】（卷60《食货志下》） “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1】（卷31《营卫志上》）“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卷32《营卫志中》）。此外，在辽代前期到过契丹腹地的中原人的《笔记》里，以及此后使辽的北宋人的《语录》中，亦有相类之记述。如五代时中原人胡峤曾在契丹辽地生活了七年，辽穆宗应历三年（953）才逃归中原后周，他在《陷虏记》中即记述：“……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2】（P8）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人路振出使契丹辽国，他在《乘轺录》中也记载说：“（中京）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中京）西北至荆头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经夏常冻”。【2】（P20）辽道宗大康元年（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人沈括出使契丹辽国，他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描述辽地大安山一带的气候状况时亦言：“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2】(P85-86)尽管以上这些契丹辽地“寒冷”的记载不排除其中有的可能是因该地区特殊的地理“小环境”（如海拔相对较高等缘故）所造成，亦或有某些中原人先入为主的惧寒之心理因素掺杂其中，但经综合分析，以及与这一地区的当代气象资料作一比对，我们即仍可以判定辽代及辽代之前这一地区的气候确有寒凉干冷之特征。据1963年的《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一书记载：“大兴安岭北部约在十月下旬（距地表）20厘米开始冻结，内蒙古高原地区为十一月上旬。解冻日期大部分地区在三月下旬，北部为四月上旬，向北更推迟到四月中旬或以后”。【3】(P20-22)可见，这一记录与八百多年前宋人沈括所言“七月陨霜，三月释冻”已颇为接近。对辽金时期西辽河上游地区农牧业地理颇有研究的韩茂莉教授曾听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青格勒馆长介绍说，辽庆州遗址附近背阴的山沟盛夏七月还有冬季未解之冰，这与宋人路振所记辽代黑山地区“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现象极为相似。【4】(P150-151)


契丹腹地的寒凉干冷气候环境，也必然造就并形成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特殊的喜凉惧热之体质特征。即如《辽史》所云：契丹人“善战，能寒。”【1】（卷34《兵卫志上》）《契丹国志》亦言：契丹人“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5】（卷23《兵马制度》）
说契丹人“天生”地惧怕炎热和喜好凉爽，可以用以下两个具体的史例来验证之：
其一，有辽一代的契丹诸帝，在每年盛夏时节进行的“夏捺钵”活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合适的地点去避暑，史称坐夏“纳凉”。【1】（卷32《营卫志中》）
本来，位于中高纬度的两河（潢河、土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其气候的炎热程度和持续时间，也难与中原地区相比，但辽代的契丹族皇帝及其他契丹贵族们，仍忍受不了这里的短暂“暑热”，每至盛夏，仍要奔赴避暑的“夏捺钵”行宫驻地，一直住到金风乍起的初秋时节才离开。《辽史》记载了辽代后期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的“夏捺钵”避暑、议政等活动情况：“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子河在吐儿山东北三百里。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1】（卷32《营卫志中》）除上述道宗皇帝“夏捺钵”的避暑地“吐儿山”、“子河”、“怀州西山”外，根据《辽史》“本纪”及“游幸表”等史料记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辽朝立国二百余年间，其他契丹皇帝的“夏捺钵”纳凉地点还有多处，如辽太祖的“室韦北陉”、[②]辽太宗的“沿柳湖”和“频跸淀”、辽穆宗的“玉山”、辽景宗的“燕子城”和“冰井”、辽圣宗的“炭山”和“永安山”、天祚帝的“散水原”，等等。此外，宋人路振在其所著《乘轺录》中亦言：“虏（契丹帝、后）小暑则往凉殿，大热则往刑头，官署部落咸辇妻子以从”。我们知道，契丹辽国之军政有“行朝”之特色，尽管辽代契丹皇帝“夏捺钵”时于“纳凉行在所”要举行“南、北臣僚会议”【1】（卷32《营卫志中》），商议军国大事，但谁都不能否认，捺钵“坐夏”，亦正是契丹贵族逃避盛夏时节炎热天气的一种“制度化”举措。
其二，辽太宗耶律德光灭五代之后晋，因恐惧那里盛夏的酷热，只好弃中原而“北归”。
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十二月，南下的契丹铁骑，在耶律德光的亲自指挥下，用武力一举推翻了十年前由他亲手扶持建立的石晋政权。契丹灭晋，耶律德光也于大同元年（947）正月，“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并“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二月，又将国号“契丹”改为“大辽”，同时还“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1】（卷4《太宗纪下》）。所有这些，已俨然是一付欲占晋之地后迁都、将统治中心南移中原的架势。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耶律德光便率文武百官和大部分军队，带着从后晋皇宫搜刮的“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等，【1】（卷4《太宗纪下》）匆忙离开了汴都开封，北上“归国”。纠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原地区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具有喜凉惧热特殊体质的草原契丹人将无法忍受那里的酷热，所以，辽太宗耶律德光便决定忍痛割舍之，就连原本欲雄心勃勃一统中原之宏愿，也不得不放弃而另做打算了。我们从耶律德光北归途中对其侍臣所讲的一番话中即可窥其端倪。他说：“（辽灭晋）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非（若不是）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1】（卷4《太宗纪下》）耶律德光因恐惧中原盛暑酷热而弃汴北归，《契丹国志》的记载更加明确：“帝（耶律德光）谓晋百官曰：‘天时向暑，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5】（卷3《太宗嗣圣皇帝下》）就连时任辽朝中书令、正在辽太宗身边的汉官赵延寿也建言：“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5】（卷16《赵延寿传》）“上国之人”指的即是契丹人。的确，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契丹人，对本是凉冷之地的两河流域的夏季短暂之暑热都要寻地而避之，更何况是中原腹地炎炎烈日下的漫长的夏季之酷暑了。也正是由于契丹人“天生”具有在北方草原凉冷气候环境下形成的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也才有了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时的战略性“季节选择”之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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