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代理受害患方维护权利十年，听惯了受害患方对“无良”医生的痛恨和责备。笔者十分了解受害患方的心情。近些年来，在听惯了执法机关和医方组织“护短”、“安抚”医生、责骂患方“医闹”的同时，又听到这些机关、组织的人员对医生“揭短”、发狠的话。总觉得这些话诡异。到底我们有没有权力来指责、责骂医生呢？很值得稍加思考。
一、受害患方由亲近医生到痛恨个别医生有缘由
1、患方对医生的本来感情
许多年来，我国的国民把医生和教师这两类人尊称为“先生”。包含着对他们知识学问的尊重和期许，对他们总是仰望的姿态。尤其是医务人员，他们身着干净。小时候，感冒发烧时就觉得很痛苦和低落，但在白大褂跟前，除了最初的惧怕之外，就是心里的踏实。他们的医术、言语和穿着，都让人感佩，也因此会有当医生的向往。
那个时候，生病就知道找医生，人们想着的就是怎么赶紧治好病，较少有人为医疗费发愁，更少有人对医疗费产生恐惧。后来知道，那个时候我国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基本医疗问题，还被联合国作为了样板向各国推广。再后来还知道，像俄罗斯、印度这样的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国家，国民的教育和医疗，跟我们从前一样：免费或基本免费；像英国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的医疗也是基本免费的。这样的制度，既是让患者安心配合医疗的保障，又是让医生安心行医的基本保障。
2、30年的片面市场化让医生往“奸商”转变
后来，我国采取了既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又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化”医改国策，减少了国家对医疗的保障性投入，让医生从病人身上赚钱。为此，还逐步取消了对医生的住房、子女受教育的收入保障。医生如果不挖空心思从病人身上赚钱，其本身不仅工资收入相对减少，而且买不起房、子女上不起学，很可能沦为社会的下层。这是逼着医生转变成“奸商”的方法。
3、让个别肇事医生成为难以法治的“恶魔”
在推进这种片面市场化医改的过程中，国家为了让肇事医生和肇事医疗机构能够安心赚钱，还取消了作为追究医疗事故罪前期程序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整体豁免医疗事故罪；取消了对医疗违法肇事行政处罚程序的启动，国家不去取证调查医疗违法行为、不去鉴定医疗违法行为的关键事项。因为考虑那样会便于受害患方找医方索赔。还干脆把追究医疗违法侵权民事责任的关键环节交给肇事医方加盟的社会组织，赋予这类组织秘密裁切医患纷争、不署名担责的超越国家法律的秘密合议权力。其权力在民事诉讼中，超越了美国式的陪审团权力，对法律上的医疗过错及其与患者受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直接给个结论，不用讲任何理由。患方没有通过当庭质询鉴定人来对“鉴定结论”质证的权利。法官据此秘密结论直接计算患方能得到多少钱赔偿，而没有了实际的证据审查规则和权力。肇事医方不仅有了超越刑法、行政法的“恶魔”权力，而且有了超越民事法律的“独角兽”权力。
4、医疗机构失去净化能力
绝大多数医生对违法赚钱的个别医生深恶痛绝，却苦于既没有能力纠正他们的医术医德，又没有能力清理他们出医疗队伍。很多医生对患方和媒体的指责起初很反感，后来回头看看医院内部金钱至上管理现状和掩过饰非的行径，都非常同情患者无援的受害遭遇。
笔者曾问过自己的专家顾问：“你们医院是不是都不需要下消化道了？只要创收，不要清理队伍？为什么不把违法行为交给法律处理机构？”专家说：“那些肇事医生都掌握着其他人员的违法犯罪，挑明了说如果医院不保护他们，他们就把全医院的违法犯罪抖落出来。医院已经积重难返，没有借助国家司法程序来完成清理的能力了。”
5、人财两空的患方被几乎夺去了法律维护权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