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自己在远方农村还有个家的那时起，我的心里便再也没有平静过。我无法想像多年前的那个冬夜，当父亲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年幼的我曾进行了怎样的哀嚎与挣扎。以致今日，这一切依然是我心底的暗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隐隐作痛。   
　　六年前，养父去世时，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了我。他拉着我的手，求我原谅他。   
　　我泪流满面的告诉养父，你是我的父亲，永远都是。是他和养母给了我一个家，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没有理由恨他们。而如果说我心里还有恨的话，那也只能是恨我的生身父母，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亲生孩子送人，都是为人父母犯下的不可原谅的过错。   
　　安葬完养父后的一天，一个四五十岁、农民模样的男人找上门来，他声称自己姓秦，是从余姚来的。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谁，从他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对我说，他是大哥，父母去世时托他照顾我，他说知道我过得很好，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帮助，他就是想来看看。   
　　我一时无语。因为我知道，他和那个家里所有的人从来都不曾忘记过我。他们信守着那个古老的约定，三十年来一直悄悄地打听着我的消息，直到养父母都过世后，才敢让思念浮出水面。   
　　我张了张嘴，想叫一声哥，但终于因为陌生而无法开口。我留他在家里吃饭，他瞅了瞅客厅里光洁的地板，说自己还有事，就起身告辞了。   
　　以后的几年，大哥逢年过节便从遥远的家乡赶过来，或在单位门口，或在楼下等我，说上几句话，然后把带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塞给我便匆匆离去。他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兑现着一个长子对九泉之下父母的承诺。   
　　私下里，我也和妻子商量，想利用清明节回乡为父母扫墓，被妻子断然拒绝了。我知道，她这样做并不是不想让我认父母，而是担心乡下那个家给我带来麻烦。毕竟，在她看来，认这样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农村家庭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想因为这事让妻子不高兴，但又不愿意看到大哥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一天不回乡祭祖，便预示着一天没有原谅父母。而事实上，即使我回乡祭了祖也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他们，我回老家很大程度上并非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而是为了这个总是不远千里来看我、让我越来越认同的大哥能够安心。   
　　2004年4月的一天，大哥来了，并主动邀请我到旁边的饭馆里小坐。   
　　这一次他点了许多菜，还破例要了一瓶老白干。他问了我的情况，我也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告诉我，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问我能不能在市里给孩子找个工作。   
　　我欣然应允。大哥腼腆地笑了，说没想到这回竟然真应验了村里人的口舌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年来，大哥一次次的到省城来看我，竟然一直在背着一个“巴结城里当官的”罪名。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但看在他的面子上，我还是答应了下来。最初我安排侄子到省委宣传部做秘书工作，但妻子中途杀将过来，让她的一个远房表妹顶了侄子的位置，无奈我只好把侄子安排到了市图书馆。虽然都是吃财政饭，但一个是公务员，另一个却不是，这种差别虽然哥哥不懂，可我心里却总感觉很是对不住他。   
　　   
　　２2005年初，我到北京开会时突然感觉脚疼，最初以为是原来的痛风病又犯了，但医生的诊断却是右肾轮廓模糊缩小，失去功能，左肾衰竭。突如其来的病魔如飙风般铺天盖地而来，我一下子蒙了。颤抖着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妻子快到北京来，妻子预感到了不妙，当夜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尿毒症晚期”，医生平静的几个字惊得妻子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失声痛哭。听医生说，救命的路有两条，一是保守治疗，靠透析维持现状，生死由命；二是肾移植。   
　　第三天，大哥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另外几个哥哥。是妻子给家里打的电话，妻子很清楚，这一刻，我任何一个哥哥都有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后来听四哥讲，他接到妻子电话的时候大哥正在地里给果树剪枝，得知我得了肾衰竭，大哥站在那儿愣愣地盯了四哥半天，然后就呜呜地大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