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胡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
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擦着墙根扫街,哈着腰扫厕所。自从
看过《卖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里碰见这些人,都故意昂头挺胸地走过,仿佛在
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们不一样!她还老是问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
个姓,你说我还有哪儿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儿也不像地主,不过她也从未被人比喻成出
色的人物比如《卖花姑娘》里的花妮,那个善良美丽的少女。我相信电影《卖花姑娘》
曾使许多年轻的女观众产生幻想,幻想着自己与花妮相像。这里有对善良、正义的追求,
也有使自己成为美女的渴望。当我看完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之后,我曾幻
想我和影片中那个宁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米拉长得一样,我惟一的根据是米拉被捕时身
穿一件小格子衬衣,而我也有一件蓝白小格衬衣。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
学里有人站出来说我长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衬衣,矫揉造作地
陶醉着自己。我还记住了那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纳粹军官审问米拉的女领导、那个唇边
有个大黑痦子的游击队长时,递给她一杯水,她拒绝并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
人道主义我了解!”我觉得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词,那么高傲,那么一句顶一万句。
我开始对着镜子学习冷笑,并经常引逗白大省与我配合。我让她给我倒一杯水来,当她
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时,我就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评论说“特像特像”。她欣赏我的表演,一点儿也没有因无意
之中她变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气,虽然那时她头上还顶着“白地主”的“恶名”。
她对我几乎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即使在我把她当成“法西斯”的时刻她也不跟我
翻脸。“法西斯”和“白地主”应当是相差不远的,可是白大省不恼我。为此我常作些
暗想:因为她被男生称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长她简直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地主了吧?
地主难道不该服从人民么?那时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并且我比她长得好看,也
不像她那么笨。姥姥就经常骂白大省笨:剥不干净蒜,反倒把蒜汁沤进自己指甲缝里哼
哼唧唧地哭;明明举着苍蝇拍子却永远也打不死苍蝇;还有,丢钱丢油票。那时候吃食
用油是要凭油票购买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丢了油票就要买议价油,议价花生油
一块五毛钱一斤,比平价油贵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买花生油,还没进店门就把油
票和钱都丢了。姥姥骂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学着精神集中,你怎么反倒比
别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说。
在我看来,其实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码事。为什么白大省会丢钱和油票呢,因
为九号院赵奶奶家来了一位赵叔叔。那阵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赵叔叔身上了,所以
她也就神不守舍起来。这位姓赵的青年,是赵奶奶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在他们歌舞团上演的舞剧《白毛女》里饰演大春的。他脖颈上长了一个小瘤子,来北京
做手术,就住在了赵奶奶家。“大春”是这胡同里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来岁吧,有
一头自然弯曲的卷发,乌眉大眼,嘴唇饱满,身材瘦削却不显单薄。他穿一身没有领章
和帽徽的军便服,那本是“样板团”才有资格配置的服装。他不系风纪扣,领口露出白
得耀眼的衬衫,洋溢着一种让人亲近的散漫之气。女人不能不为之倾倒,可与他见面最
多的,还是我们这些尚不能被称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时候女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女人实
在不像我们,只知道整日聚在赵奶奶的院子里,围绕着“大春”疯闹。那“大春”对我
们也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教我们跳舞,排演《白毛女》里大春将喜儿救出山洞那场戏。
他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方桌,桌旁靠一只略矮的机凳,机凳旁边再摆一只更矮的小板凳,
这样,山洞里的三层台阶就形成了。这场戏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儿,引她一步高似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