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武侠的时候，从来看不下这本书，不那么喜欢了，反而看下去了。慢慢贴。

我与武侠小说（代序）
我读武侠小说起步很晚。前几年武侠小说走红，小书摊上随处可见金庸等人作品，我却一直没有认真翻阅。倒不是故示清高，不屑一顾，而是没读出门道来。明知武侠小说的流行，是80年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可就是打不起精神。在小说史研究中，阅读了一些清代的侠义小说和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也没引起特别的兴趣。每当友人眉飞色舞地谈论某部精彩的武侠小说或某位武功超群的大侠时，总有一种茫然的感觉，不知道是别人疯了还是我读书读歪了。


清末文人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中称：“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我以为，这比林语堂自称的专读极上流书和极下流书好。因为后者心目中早有上下等级之分，不若前者强调接受者主体意识的作用。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各文化层次的读者中广泛流传，除了其自身力图融会（或称迎合）各种文化心理，因而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外，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有人读出了刀光剑影，有人读出了谋篇布局，有人读出了人生感悟，有人读出了哲学意蕴。很可能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可各取所需式的阅读，已经足以使他们流连忘返，批评家有什么理由嘲弄这种不无好处的“误读”呢？在大学生看来，很可能金庸的武侠小说、崔健的流行歌曲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直面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好契合其孤独辐高傲的心境。同样，欣赏不等于价值判断上不分高低，这里阅读者的选择和重构是至关重要的。与其人为地为文学作品划分等级，不如切实考虑在特定生存状态下的读者对作品的释读。


文学批评中有句老话叫“知人论世”，也就是说，论其世，才能知其人其文。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本文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时而异，故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到时世变迁。不单是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阅读，而且学者治学，都源于其对特定生存状态的反思。


这话说来有点学究味道，可在我却是切身体会。几年前著文谈论40年代文学，对钱钟书《围城》、杨绛《风絮》、师陀《无望村馆主》等作品中的宿命感颇有微词，称其“既超越浪漫主义的天真梦幻，又不能投身现实斗争，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把一种茫然若朱的心理哲理化，变成无可奈何的宿命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第226页）。事后虽也觉得持论过苛，却以为那只是批评尺度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少年时代“不畏天命”的勇气丧失殆尽，不由自主地萌生一种“宿命”的感觉——或许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和自慰，不过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发“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的狂论。


敬天命与尽人事表面上看有点矛盾，其实不然。对“天命”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敬畏，可以抑制过分膨胀的“自我”，减少盲目的冲撞，顺应生命的自然进程。这里面可能有点阿Q的影子，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时时处处与命运抗争，不折则弯。任何人都只能在很小范围内把握自己的命运，所谓“人定胜天”、“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类的格言，有时候真害人。承认有所不能，愿意有所不为，然后在可能的范围内“尽人事”，或许是明智的。这么说来，人类的处境并不怎么乐观。


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为所欲为，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才会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欲望。神也罢，佛也罢，上帝也罢，真主也罢，都是人类被拯救愿望的客体化。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打抱不平的侠客更切近人世间。照司马迁的说法，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平”？因此，不妨将“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作为武侠小说流行最重要的心理基础。现实生活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武侠小说（戏曲、诗文）中，却多的是“拔剑谁无义，挥金却有仁”（汤显祖《紫钗记》）。批评此类作品“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郑振铎《论武侠小说》），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反抗必有希望”的充满乐观主义的假设上。我则以为任何形式的“胜利”，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一局面，因而对“幻想”对“宽慰”的需求便永无止境。期待大侠的拯救，固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若以为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也显得过于虚妄？

张恨水称其父祖皆“生性任侠”，轮到自己，则“豪气尽消，力且不足缚一鸡”，“大感有负先人激昂慷慨之风”，于是只好著武侠小说，聊以解闷（《剑胆琴心·自序》）。这段创作谈颇有“寓言”味道，道出了中国文人的可悲处境。从任侠使气独掌正义，到弹铗高歌看剑抒情，已退了一大步，可毕竟还有点豪气；再到借舞文弄墨传游侠以谋生，确实是愧对祖先英魂。至于满足于读武侠小说消愁解闷者，那就更不足道了。最后一批不单“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谭嗣同《报刘淞芙书》），而且真的“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谭嗣同《望海潮》）的文人，大概得推清末民初的仁人志士（如谭嗣同辈）了。此后，自然还有刚烈之躯，只是不再以任侠相号召。


正是在“游侠”与“宝剑”基本成为古董的时候，武侠小说风行全国，而且历久不衰，于此不难见出现代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与困惑。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或许是多了点人世间的阅历，我对武侠小说的流行频表同情。

这几年我一直从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先是小说叙事方式的转变，后是小说史意识与小说史体例，接下来便是小说类型的演进。我把从类型学角度理解和描述从古到今的中国小说变迁，作为近期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在众多小说类型中选中武侠小说作为试点，除了其演变轨迹比较容易把握外，更重要的是我对通俗文学研究的兴趣。在我看来，雅俗对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因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同时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形式，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工作占据了我主要的研究时间。

据说，武侠小说读多了，不只出口成招，眉宇间且有英风侠气。果真如此，那我肯定读的还不够多。因为，今年年初，在广州火车站，小偷竟毫不畏惧，当我面把我的皮箱抢走。若我真有点侠气，准能把他镇住。更令人气愤的是，皮箱里恰恰装有我为撰写武侠小说论著准备的资料以及部分草稿。如果小偷有兴趣翻阅，肯定会笑掉大牙。不过，武侠小说家如金庸辈尚且不会武功，又怎能怨我对付不了或许有武功的小偷？要知道，小偷是坐出租汽车来的，当我请旁边的出租车司机带我跟踪追击时，得到的回答是：“别找死！”到**局报案，一听说皮箱里没有上万美金，主要是书画和文稿，**也毫无兴趣。听说以前常有小偷把钱拿走，把皮箱丢在公共场合或把证件什么的寄还本人，装文稿的纸袋上有我的姓名地址，或许还能“魂兮归来”。可惜回京已半年多，至今未见丝毫踪影。看来广州小偷的职业道德也大大下降，真是“人心不古”。


如果是怨恨皮箱里钱少，借撕文稿出气，那未免冤枉，实在是“大材小用”；但如果此君也对武侠小说感兴趣，愿意了解一下学者的意见，那他可能是最早知道拙著轮廓的一位。若如是，我的工作也没白做，总算曾经有过一位读者。

就凭这不知是否愿意成为读者的梁上君子，我也非把这研究计划完成不可。处此危难之际，方才觉得打抱不平的侠客难能可贵。广州归来，闻知此事的友人为我拟了副对联，上联是：“车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养士”，下联则无论如何凑不好。据司马迁称，战国时代的平原君赵胜属于“卿相之侠”，靠“招天下贤士”而“显名诸侯”（《史记·游侠列传》）。可惜此“平原”非那“平原”，既无财力养士，又无武功御侮，惟一的能耐是回家多读两部武侠小说。


说来轻巧，重新搜集资料可是花费了我好大功夫。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话，那就是“破财消灾”。另外，还使我对中国人侠客崇拜心理的形成有了更加切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