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词在宋代达到极盛，在清代又得以中兴，而明代则是词的衰蔽期，因此关注明词的人历来都很少。但明词在历史上的位置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全明词》收词作两万余首，和两宋词差不多。在此数量的前提下，明词当然也不乏佳作和名家，从明初的刘基、高启、杨基，到中期的陈霆、杨慎、王世贞，再到明末的陈子龙等，也都是词史上的有名人物。其中，杨慎的词曾被推为明人第一。

杨慎（1488—约1562），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嘉靖三年（1524）因谏议“大礼仪”远戍云南，流放终生。杨慎是明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在明代词坛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明人周逊《刻词品序》说他是“当代词宗”，清人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杨慎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和苏轼在宋代文化中的地位；杨慎于明词，和苏轼于宋词，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两人同为蜀人，又长期漂泊异乡，思乡之情在词中时有体现。比较二者的思乡词，可以从中窥探出他们心境的某些幽微之处。

读杨慎的思乡词，会发现苏轼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杨慎故乡新都和苏轼故乡眉山相距不远，使得杨慎对苏轼在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杨慎有诗云：“眉山学士百代豪，夜郎谪仙两争高。”认为苏轼是与李白并列的文化巨人。杨慎的《词品》云：“古今梅词，以东坡此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为第一。”《草堂诗余》又称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坡老词，仙手”。苏轼这两首词固然异常出色，但杨慎对其评价之高，恐怕也不无乡曲之见。

苏轼对思乡之情的描写，很多直接为杨慎所继承。

杨慎此类词里，颇能发现苏轼的影子。如杨慎《西江月》中的“云阙九重阊阖，家山万里岷峨”，显然来自苏轼《满庭芳》中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杨慎有《沁园春》和《满庭芳》也学苏轼直接把“归去来兮”用进词里。杨慎《鹧鸪天》中的“孤馆残灯恼梦思”也是从苏轼《沁园春》中的“孤馆灯残，野店鸡号，旅枕梦残。”而来。杨慎《柳梢青》中的“一发中原，孤踪万里，折尽丹心”，来自苏轼诗句“青山一发是中原”。杨慎另一首《鹧鸪天》中的“都将璧月琼枝句，付与樽前薛小桃”，情思来源于苏轼《浣溪沙》中的：“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杨慎《浪淘沙》中的“怕见雕梁双燕子，常下珠帘”，也类似于苏轼《少年游》中的“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杨慎《鹧鸪天•易门小吟》中的“障泥未解玉骢骄”更是苏轼一首《西江月》中的原句。苏轼《江城子》中的“吾老矣，寄余龄”也被杨慎借用在《江月晃重山》里：“吾老矣，何日赋归来。”

从中可以看出，杨慎对苏轼的作品是相当熟悉和喜爱的，在填词时，苏轼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从他的笔端流出。

杨慎词和苏轼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将家乡风物入词。这当然不算首创，因为在思乡的作品中写家乡风情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苏轼的开创之功在于，作为在外飘零的蜀客，他较早地在词中描写蜀中风物，如“认得岷峨春雪浪”“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等等。杨慎也常在词中写到苏轼提过的蜀中风物，比如锦江，杨慎词里常常可以看到 “锦江烟水迷归里”“罗甸国，锦江城，望云就日两关情”等句子。

锦江在成都城里，并不经过苏轼家乡眉山和杨慎家乡新都，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在词中用锦江和成都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成都府往往就是四川的代名词。《三国演义》里，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里成都显然指蜀汉。而四川人也往往有成都情节。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在巴西看到一片土地，颇似成都平原，于是买下来修建“八德园”——实际上，张大千的故乡在内江，并不在成都平原上。

苏轼写词的手法也为杨慎所学习。苏轼《蝶恋花》下半阙：“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浣溪沙》下半阙：“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都以酒醉酒醒来描写思乡情绪。杨慎词里也不乏这样的描述。他的《庆春泽》最后写到：“锦江烟水迷归里，绿琴心、愁恨慵调。梦回时、酒醒灯昏，月转梅梢。”以酒浇乡愁，然后酒醒梦回，无限孤寂。苏轼和杨慎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