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立春

“ 塔形窟” 完是响堂山石窟典型的造窟凿完形式。它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辜堵
婆及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于一体, 别具匠心。是北朝石窟中新出现的一种造窟形
式, 对隋唐以后开凿的石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 塔形窟”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年。王去非先生在《参观三处石窟笔记》一文中,
提到响堂山“ 第三洞在第二洞上方, 有阶梯可以攀登, 整个外观作塔上的复钵形⋯ ⋯与第
二洞合成一个完整的塔形⋯ ⋯它的外形犹如第七洞壁面的塔形完。’, ①这段文字不仅校正
了洞窟的编号问题, 而且明确提出了塔形窟完的基本形状。然而, 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
人们较多的注意, 以至在以后余年的研究中仍然有学者将“ 塔形窟”称为“ 仿木屋形
窟” ② 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石窟考古专修班上, 宿白、马世长、丁明夷先生详
细地将响堂这种特殊的造窟形式介绍给了大家, 从而塔形窟又逐步引起人们注意, 其后日
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日文版《东方学报》上发表了《响堂山石窟考》一文, 并在文中第二
部分对响堂塔形窟进行了专题研究, ③只是对塔形窟的形制未进行全面介绍。以前笔者曾
撰文对塔形窟的形制进行过专题介绍④ 。本文拟就塔形窟的发生、发展规律作一些探索,
期待各位学者不吝赐教。
响堂山北齐塔形窟按其形制可分为覆钵式和楼阁式两种⑤ 。它的演变规律是随着洞
窟开凿的早晚而变化的。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代表窟北洞中洞
北洞又名大佛洞, 位于北响堂石窟区北端。据史料记载, 该洞开凿的目的是为了作东
魏大皿相、齐高祖高欢的陵葬⑥ , 从窟内现存遗迹和开凿安葬的位置选择上也能流露出这
个意图。窟内现存的遗迹如中心柱顶部的洞穴、塔形列完及仿汉画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说
明了这个问题。不在赘述这里需要提出的是, 为什么将北洞作为陵葬而不选择中洞大
家知道, 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思想观念, 只有位居中央即中洞才能显示出他的尊
严和地位至高, 似乎这样才符合我国的传统习俗。其实非然, 在高欢陵葬的选择上, 高氏皇
室确实是经过一番周密勘察的, 这也许是高欢死了以后一直“ 秘不发丧”的原因⑦ 。据史
载, 文宣帝高洋曾亲率数十位方伎之士风水先生为其父卜宅兆相, 选择陵位⑧ 。最后才
选定义平陵⑨ 。为了迷惑民众, 他们选择建造了“ 假陵” 或称为凝家。但在当时选择建造

第二期代表窟南洞第七窟
这期塔形窟在整体造型上趋于完善。塔顶部分的筱钵丘由第一期的单纯表现逐步趋
向于装饰作用, 并衬以山花蕉叶烘托, 丘上还出现象征塔刹的火焰宝珠装饰, 完善了塔体
造型, 上下层的关系处理的相当成熟, 引用了中国传统的仿木构建筑的手法, 雕出斗拱、瓦
垅、滴水等屋格的形式, 使之上下联为一体图。下层塔身部分出现四柱三间式的廊子,
南洞出现在上层覆钵丘部分开完造像的先例图版, 从而为第三期楼阁式塔形窟的形
成开启了先河。
与前期相比、这期塔形窟的明显特征是筱钵丘变小, 同时也不再含有陵寝的寓意, 另
外在洞窟形式上, 前期的中心方柱塔庙窟消失全部改为三壁三完式佛殿窟。悉同前文所
说, 第一期中的中心方柱式塔庙窟是为了满足礼佛即礼帝的目的, 是和洞窟的性质紧密相
关的, 第二期中的三壁三完式佛殿窟的出现也说明洞窟性质发生了变化, 即已经不在含有
安葬的用意。如果说第一期凿窟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话, 那么到了第二期宗教色彩则占
了上峰。三壁三完佛殿窟是北齐时期较普遍流行的造窟样式。同期开凿的山西天龙山、安
阳宝山等多采用这个样式。《续高僧传》卷《释道丰传》记载了北齐时相州鼓山石窟寺即今北响堂石窟的禅僧活动情况。南响堂第二窟中心方柱右壁下部也有“ ⋯ ⋯统定禅师
敬造六十佛”的铭记⑩ 。小响堂第二窟前壁西部有“ 昭玄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的题记⑩ 口天龙
山石窟则为宏礼禅师所开凿⑨ 。而安阳小南海石窟则是为著名禅僧僧稠所营建的纪念窟。
这正是北朝禅学盛行的写照。南北朝时期, 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南
朝, 从而也决定了南朝注重理论探讨义理之学, 北方崇尚宗教实践的局面。因此, 北方禅
僧云集, 许多信徒不惜工本在“ 宜山栖穴处”“ 凿仙窟以居禅’, 尽, 这些禅窟从规模上来说,
多属一些小型窟, 且窟内四壁雕有造像或镌刻佛经, 多具有浓郁的宗教氛围, 使人一进洞
内首先从视觉感观上产生一种宗教心理, 由感官的刺激而达到思维的觉悟。从位置上来
讲, 多是“ 离开造像窟一定距离, 选择更幽静的地方单独开凿⋯ ⋯ ” ⑩因此, 上述南洞与第
七洞以及天龙山安阳等同时期同类型的洞窟, 作为禅观的宗教目的应该成为第一性。

第三期代表窟第、窟第、、、窟
这期洞窟均为楼阁式塔形窟。楼阁式塔形窟在过去的研究著述中被人们疏忽, 以至在
洞窟编号时将本来属于一体窟的洞窟而分开单列成两个或四个窟。这个间题就类似北响
堂南洞的情况, 南洞编号的错误王去非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见前文, 而南响
堂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原因就是没有考虑或发现上下层窟的关系, 在第二期开凿
的南洞中已经流露出这种端倪—在覆钵丘上开完造像。只是到了第三期扩大了这种形
式, 开完造像扩大成开窟造像, 并进而演变出上层开三窟的宏伟设计图, 这种构思是
很巧妙的, 在这里, 上下层间的衔接部分依然沿用前期流行的仿木构建筑的窟檐形式, 斗
供的结构变得复杂、硕大, 上层与下层间的活动则通过位于两组楼阁式塔形窟之间的石阶
梯来进行图版, 这样即断开了两组洞窟同时又满足了两组窟上下的需要。在洞窟结构
上, 它吸收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形制, 并将其组合在一起, 形成上层诸窟为三壁三完式佛殿
窟下层洞窟为中心方柱塔庙窟的结构, 使下层中心塔柱起到了支承作用。在规模上上层诸
窟明显小于下层窟, 减轻了下层窟的承受力。在洞窟的应用上, 上层窟上下出入等活动不
便, 因此较下层为清静, 便于坐禅观像, 故多凿成小型禅窟。下层窟活动方便, 人事来往繁
杂, 不便于静坐禅观, 开凿成中心方柱式, 成为礼佛场所。
综上所述, 塔形外观的演变主要表现在覆钵丘上。第一期由于开窟的特殊性, 从而引
发艺匠们将“ 辜堵婆”的形式与石窟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 创造出塔形窟。这期塔形窟属于
初创阶段, 因此在造型设计上尚不太成熟, 甚而有些僵硬地将“ 拿堵婆”的主要特征套用在
石窟外壁。覆钵丘显得过大, 且雕饰简单最早开凿的北洞在覆钵丘与石窟本体的协调上,
显得过于原始粗糙、简单, 给人一种未尽其工的感觉。稍后开凿的中洞, 已经注意到覆钵丘
与石窟本体的结合, 采用了仿木构建筑中廊柱形式, 使上下连为一体。第二期由于开窟的
性质发生变化, 覆钵丘已经不具实际内含, 并逐步趋向于装饰作用。覆钵丘与洞窟比例搭
配合适、协调, 在装饰上采用山花蕉叶烘托出覆钵丘。覆钵丘上雕凿出火焰宝珠或宝相花
等来象征塔刹部分, 并在蕉叶两边雕凿出悬挂的吟挡等小构件, 并出现了叠涩基。塔形窟
的发展趋于成熟, 并可明确按照塔的三大部分划分开, 即塔身、塔顶、塔刹。从而完备了塔
体造型。第三期由于洞窟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覆钵丘从第二期开始已经不具实际内
含, 因此, 到了第三期覆钵丘便不再出现并被装饰意味较强的山花、金翅鸟等代替, 单体覆
钵式塔形窟也被规模庞大的楼阁式塔形窟取代。

在洞窟构造上北洞作为初创者, 首先确定了形制发展的基础中心方柱三面开完, 在
这之前的云冈、龙门、巩县等北朝诸窟均有中心方柱式塔庙窟, 然中心方柱为四面开完且
方柱直通窟顶, 唯到响堂山却一改前期作风成为三面开兔, 中心方柱后壁不开完, 后壁上
部与窟后壁山体相连, 下部则凿成甫道供礼佛时通行。这种设计从室内空间结构与环境
艺术创造上都不及方柱四面开完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还要采用这个形制呢据《续高僧传
· 释明芬传》记载。“ 磁州石窟寺齐文宣所开也, 大窟像背陵葬中, 诸雕刻骇动人鬼⋯ ⋯” ,
所谓“ 大窟, 指北洞无疑, 因为北洞是响堂山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一个洞窟。“ 像背陵葬”是
指佛像的背后是陵葬, 北洞有三面大像, 分居于中心方柱的正壁及左右壁。那么“ 像背陵
葬”只有居于中心柱上。考察今天的遗迹, 在中心方柱上部确实存在有一个“ 陵穴” , 只不过
不似文献中记载的“ 诸雕刻骇动人鬼” , 这个陵穴只是一个深米、宽米、高
米的小洞, 四壁皆为素面, 洞内空无一物, 从而使我们肯定了响堂山是虚葬的认识⑩ 。前文
曾说过不论是真是假, 意作陵葬是肯定的, 因此在当时洞窟的设计上, 如果遵循沿用方柱
四面开完的形式那么方柱中陵穴的开凿就要受到方柱的限制, 采用方柱的后壁与山体相
连, 可以使陵穴向山体方向任意沿伸, 而达到预想目的, 这是响堂中心方柱三面开兔形式
形成的一个原因。

北洞、中洞与东魏武定四年开凿的大留圣窟又如同出一辙图。由此, 如果说北洞和中
洞“ 更多地体现出要打破东魏传统风格模式的尝试”的话公, 不如说是北魏平城模式的继
续和发展。
从响堂第一期及武定四年开凿的安阳大留圣窟来看, 东魏时期的造像应同时并存两
种风格, 一种即本文所说的以响堂第一期、大留圣窟为代表的强健厚实作风, 另一种以云
冈第三期为代表的秀骨清像。前者反应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 后者则是当时
下层阶级清贫苦寒的真实写照。
第二期北齐天统四年之前
以南洞、第七窟为代表的第二期。其开凿时间可从著名的《唐琶写经碑》得知, 根据碑
文记载“ 齐晋昌郡开国公唐琶⋯ ⋯于鼓山石窟之所, 写《维摩洁经》一部⋯ ⋯起天统四年三
月一日, 尽武平三年⋯ ⋯”案唐琶所写经, 大部分位于石窟的外面北壁, 其中《维摩洁经》全
本刻于南洞窟廊中每, 由其位置我们可以断定, 南洞开窟的下限应不晚于天统四年。
第七窟无论从规模、洞窟形制、造像风格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南洞十分相像。因此, 将其划为
同期当无多大疑问。
第二期开凿的南洞和第七窟, 从造像风格上来看, 应该说是北齐的代表作。它虽然继
承了前期体态强健的作风, 但在服装的处理上一改前期衣纹稠密满布全身的特点, 而变的
疏朗、简洁和明快。第二期的造像中已经没有了“ 两肩削垂”的作风, 均变为两肩齐挺, 两侧
菩萨及弟子像则显的周身浑园, 成了所谓的“ 瓶形身体” 图。
第三期天统元年至建德元年
第三期的开凿时间根据位于第窟窟门左右侧《涤山石窟之碑》记载可知勃, 石窟草
创于“ 齐国夭统元年乙酉之岁⋯ ⋯时有国大承相淮阴王高阿那肪妙翼帝出京憩驾于此, 因
观草创, 遂发大心, 广舍珍爱之财, 开此口口之洞⋯ ⋯ ”碑文明确记载了石窟开凿的时间即
天统元年, 这个时间当是第三期的始凿时间。同时, 碑文还记录了第二期的雕凿, “ 因观草
创”就说明高阿那脓在“ 开此⋯之洞”之前就已经有造像活动, 这时期造像活动应指第七窟
的开凿, 因此, 在天统元年乙时第七窟尚未完功, 或者说, 在第三期始凿以后第二期仍在施
工。第三期造像的衰落是由于“ 武帝东讲、扫荡塔寺’, , 案北周武帝灭齐是在建德元年
, 灭齐后武帝便召集僧人、道士、儒贤等赴殿商议儒释道三教之优劣, 最后因“ 佛教费
财悖道不孝’, 苟下令毁齐境之教, 由此导致造像的衰落。
第三期的造像从雕刻风格上来看, 即不同于第一期的衣纹绸密、两肩扁平削垂, 也不
同于第二期的双肩齐挺、周身浑园。而是追求一种丰满园润的美感, 如第一窟主尊造像, 从
头部的骨格结构上看, 在脸部几个面的处理上, 没有明显的转折, 如眼睛太阳穴的转折处
及下额骨的转折等。都是以园润为特征, 使本来应该做两个转折面处理的却处理成了一个
园弧面, 显得饱满和充实。在形体雕刻上, 依然以园润立意, 因此整体效果与面相趋于一
致, 在细部处理上, 佛双肩仍表现出削垂的特征, 但不同于第一期的却是变得厚实和坚硬

并逐步趋向于写实图。

响堂山一、二期的塔形窟主要以筱钵丘为特征, 如果没有筱钵丘那就同云冈的仿木屋
形完窟没有区别了, 而塔形窟的塔身部分仍然沿用了传统的仿木构建筑形式, 这种作法应
是沿续了云冈的风格, 仿木构建筑形式是我国的传统作法, 早在汉代已经流行, 四川等地
发现的汉代崖墓多采用了这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又被石窟艺术所接收。首先是云冈第
二期中开凿的第十二窟开启了这种形式的先河。众所周知, 云冈位于首都平城大同附
近, 又是皇家营造的大窟, “ 一代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它不仅表现了固有文
化传统, 而且每当一种新东西出现, 它常可以得风气之先, 因此经常处于其它地区学习的
榜样的地位。’, ⑧其后, 麦积山北魏晚期开凿的第二十八、三十及北周开凿的第四窟上七
佛阁均沿续了这种作法, 曾有学者认为麦积山上述三窟的仿木构形式最初可能是仿效印
度的作法, 这种提法现在看来值得商榷。自云冈第二期以后仿木构形式成为石窟造窟凿
完的主要形制之一, 龙门、庆阳北石窟、天龙山, 响堂山及上文所述的麦积山等都大量采用
了这个作法。而响堂山在仿木构建筑的窟格上又新加了一个筱钵丘,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
制—覆钵式塔形窟, 并进而演变出规模庞大的楼阁式塔形窟。
响堂塔形窟虽然接收了敦煌、云冈塔形完窟及仿木构建筑形式的影响, 但并不能笼统
地说成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不能就事而是地认为是由高欢墓产生出来的。诚然, 我们
不能否定它们的作用。甚或是主要的作用。但就石窟本身来讲它是一个信息的载体, 它的
出现应当是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第二期开凿的南洞的筱钵丘部位, 雕凿着释迩、多宝佛说法的题材。这个题材在云
冈出现较多, 云冈二、三期中均有释遨、多宝同坐一完的雕像。响堂山仅出现两例。另一处
在南响堂第一窟前壁明窗上部, 规模较小。南洞的释迩、多宝雕凿在覆钵丘的正中, 从其位
置的安排可看出它的重要性。据《法华经》记载“ 尔时佛前有七宝塔⋯ ⋯从地踊出, 住在空

中⋯ ⋯此宝塔中有如来金身, 仍住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抵世界, 国外宝净。彼中有佛
号日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 作大哲愿, 若我成佛, 灭度之后, 于十方国土, 有说《法华经》
处, 我之塔庙为听是经, 故踊现其前, 为作证明⋯ ⋯于是, 释迎牟尼以右指开七宝塔户⋯ ⋯
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 分半座与释迎牟尼佛⋯ ⋯即时释迎牟尼佛入其塔中, 坐其半座, 结
枷跌坐。”。南洞塔形窟的塔状外观则明示了经文中记载的多宝塔。《法华经》自鸿摩罗什
译出后很是盛行, 敦煌写经中也以此数量最多。南北朝时期注疏此经的约七十余家。南响

堂、北响堂、小响堂、涉县娟皇宫等地均有北齐雕刻的《法华经》, 足可见其影响之广。南洞
所表现出的洞窟形制和造像题材也应是《法华经》在这个时期流行的结果。

结语
北齐是由鲜卑化汉人高洋文宣帝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 于东魏武定八年代魏
立齐, 改号天保, 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一带。响堂山石窟就位于邺西约三十余里的
鼓山和涤山之上。它在北齐王朝的地位和云冈在北魏时期的地位是相同的—都是皇室
主持开凿的大窟, 都位于都城附近, 都处于“ 其它地区学习的榜样的地位。”因此, 新的形制
—塔形窟的出现也必然会成为一种模式, 影响到其它地区。北齐河清二年雕凿的道凭法
师双石塔⑩ , 就是从响堂塔形窟脱胎而来的。而安阳灵泉寺隋代开凿的大住圣窟也在其外
壁雕凿出了覆钵丘⑩ , 这当是响堂塔形窟的继续。此外, 安阳宝山万佛沟、岚峰山及炳灵寺
石窟雕凿的大批塔形完均沿续了响堂这种作风。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响堂北齐塔形窟的研究深入, 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北齐时期响堂石
窟鼓山石窟、涤山石窟的概况, 南响堂楼阁式塔形窟的发现。, 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疑
问, 即帝王的对应形象。中原地带的石窟寺自云冈县暇五窟开凿以来, 便对应着帝王的形
象。龙门宾阳洞则是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造。。北响堂三大窟也分别对应了高欢、高澄、
高洋。那么南响堂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呢南响堂现存的编号窟是七个, 但从楼阁式塔
形窟的角度去分析, 实际南响堂也应是三大窟。而自高洋以后到南响堂开窟之前后主天
统元年这段时间, 历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四个帝王, 其中废帝时
间较短且无多大建树, 多不被人们提及。除他以外就剩下孝昭、武成与后主三位。这正好
同南响堂三大窟巧合, 这就迫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 即这三大窟与三位帝王是巧合还是
存在对应关系这个课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文中的注释
①王去非《参观三处石窟笔记》,《文物参考资料》年第期。
②李文生《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征》,《中原文物》年第期。
③曾布川宽《响堂山石窟考》旧文版《东方学报》第六十二册。年月发行。
④拙文《响堂山北齐塔形窟完》,《中原文物》年第期。
⑤⑥同④。
⑦ ⑨《北齐书》卷二记载“ 之东魏武定五年正月朔, 日蚀, 神武曰‘ 日蚀其为我耶, 死亦何恨’ ⋯ ⋯是
日崩于晋阳, 时年五十二, 秘不发丧⋯ ⋯八月甲申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紫陌。天保初,
追崇为献武帝, 庙号太祖, 陵曰义平。”
⑧《北齐书》卷记“ 高祖崩于晋阳, 葬有日矣, 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西北漳水北原。显祖与
吴遵世择地, 频卜不吉, 又至一所, 命遵世笼之, 遇革, 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 。见《北齐书》第
页。
⑩录自《唐琶写经碑》, 现存北响堂南洞。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赵立春、卢合亭《响堂山
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犬》,《文物春秋》年第期。
⑩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年第期。
⑩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刊有拓本
⑩邯郸市文物所《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 《文物》年期。
⑩常盘大定《支那忆教史迹踏查记》第八辑《解说》

⑩高允《鹿苑赋》, 见《广弘明集》卷上。
⑩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年期。
⑩案高欢墓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来看, 可能在磁县一带。文献中曾记载将茹茹公主葬于高欢义平陵
莹内。现茹茹公主墓已经发掘, 其侧有大家, 古人疑为曹操七十二疑家, 今人认为即为高欢墓。
⑩详见《永乐大典》引《元一统志》卷《续高僧传· 释明芬传》。
⑩张惠明《响堂山驼山石窟造像风格的过渡特征》,《敦煌研究》年、期。
赵立春、卢合亭《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文物春秋》年第期。
《怪山石窟之碑》见《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枪遗迹及完像》, 《文物》年期。
⑩高阿那肪《北史》《北齐书》有传。
引自《涤山石窟之碑》。
⑩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⑩《黛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年版。
⑩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
⑩鸿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十一《见宝塔品》。
⑩杨保顺等《河南安阳宝山寺北齐双石塔》年期。
⑩⑧《中国美术全集· 脆塑编· 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 文物出版社年。
邯郸峰峰文物所、北大考古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的窟格遗迹及完像》,《文物》年第期。孟
繁兴《南响堂石窟清理记》, 《文物》年期。赵立春《响堂山北齐塔形窟兔》,《中原文物》年
期。
⑩《魏书· 释老志》“ 景明初, 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 于洛南伊胭山, 为高祖、文昭
皇太后营石窟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