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亲笔题写书名的魏昌同志的力作《楚国史》即将出版问世。这是楚史、楚文化研究中一件值得注目的好事、大事。这本书所包含的内容，是他多年来对楚史、楚文化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他运用考古学资料为历史研究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魏昌同志这部著作，是以通史的体例著述的，从楚人的早期历史文化起，然后按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顺序，全面系统叙述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既“纵通”，又“横通”，读后印象完整清晰，是一部很好的楚国史教材，填补了我国楚史教学的空白。
　　楚国八百年的兴衰史，在人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且对后人总结兴亡得失，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这部书从楚国的建立、发展、崛起、称霸、鼎盛至衰亡的全过程，叙述甚详，史料翔实，立论有据，令人印象深刻。为楚国史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科学实践。
　　楚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学问之道，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要取得成果，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赞誉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功之美，而究其原因，却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和魏昌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学友，深知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然而他有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中，硕果累累。特别是对楚文化潜心研究，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他才思敏捷，观察深刻，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他身上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些优良秉赋。也许这些地方正是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建树的原因所在。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内涵及作者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滕壬生
1996年7月于古荆州

一、楚族的渊源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
　　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
　　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与东方说相反，有的学者持西方说。如姜亮夫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地在祖国西北境，即昆仑山一带(《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岑仲勉则进一步把楚之先祖与西亚拜火教相联系，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上册)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上楚所统治的本为蛮族或苗族之故。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认为熊绎之被周王朝封为子爵，居丹阳，就是因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故楚国是为“苗的楚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竹/作]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县浮丘山。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昊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太昊的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地处豫、鲁一带。“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火正，古五行官之一。《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罗泌《路史·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礼记·月令》：“(孟夏之日)其神祝融。”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雚]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欢头，即兜，传为“苗裔”(裴马因《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16楼
”)，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缶本]、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庸阝]卫谱》。熊[鄂-阝]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稿《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虫分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虫分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四十一年)，屈瑕率军惩罚绞，以“无[扌干]采樵者以诱之”(《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绞师，迫其订城下之盟而还。第二年，楚武王又命屈瑕攻打罗(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败郧、绞军队，倨傲轻敌，不接受建议，不防备，至罗地后，被罗与卢戎(蛮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东北)打败，屈瑕自杀。楚武王引咎自责，其他将领免于处分。楚国攻罗虽失利，但经累年频频出击，占领了汉水中上游大片土地，汉东、汉北的道路已被打通，为楚国后来北上争霸，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由于周庄王责备随侯不该承认楚僭号称王，楚武王极其愤怒，不顾自已年迈体弱，亲自领军第三次攻随。据《左传·庄公四年》载，这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杜注：“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孔疏：“楚本小国，地狭民广，虽时复出师，未自为法式，今始言荆尸，则武王初为此楚国陈兵之法，名曰荆尸，使后人用之。”孑，即[卓戈]，兼有勾与刺两种作用，是一种新式武器。可见楚武王在对周围用兵中，进行了较大的军事改革，既适应远近战争需要，发展了新的战略战术，又以新式武器武装楚国军队，战斗力当已显著提高。楚武王临行前，心跳不舒，但仍统军前往，不幸病逝于军中。令尹(令尹，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见于史料，始在楚武王时设置。)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继续前进，“除道梁[氵差]，营军临随”(《左传·庄公四年》。“除道梁氵差”，意在氵差水上架设浮桥，便于行军)，随侯恐惧，只得求和。屈重以楚武王特使的名义同随侯在汉水之滨缔结了盟约。随后，斗祁、屈重胜利班师，渡过汉水后才为楚武王发丧。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又三次领兵攻随，威震东周王室，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楚武王不愧为楚国奠基者之一。
三、楚文王“始都郢”与“始通上国”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卒，其子熊赀立，是为楚文王(前689?75年)。
　　楚文王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为了奠定楚国的根基，他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把都城定在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关于“始都郢”的时间，《世本·居》说是“武王徙郢”；而《史记》的《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都说是楚文王时期，后者说得更加具体：“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另据《后汉书·地理志》江陵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更明确地指出在楚文王继位后，由原都丹阳迁入新都的。楚武王慑服汉东诸国，楚国势力已伸入江汉地区腹地，故楚文王即位后即迁都于郢，实际上是对楚武王战略行动的承袭与发展。
　　至于始都郢的地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石泉认为：
　　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笔者注)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张正明认为郢都先后有好几个，文王始都郢，在今宜城境。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昭王出逃，后虽回郢，但楚吴战争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迁都于[若阝]，而仍称郢。几年后，楚昭王又迁都于江陵，即纪南城，也仍称郢。故楚国以纪南城为都，长达220年左右(张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镐认为，“如果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实实在在地面对纪南城遗址的地层、遗址、遗物材料，它之绝非楚郢都当毋庸置疑”。所谓郢都，无疑是一座相当都城建制的城，……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艹/乔戈]郢”。“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


　　随着王权的确立，楚武、文王时，楚国奴隶主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善，并涌现出了一批颇有政治、军事、外交才干的贵族。根据《左传》等有关篇章记载，楚武王时开始有权威的官职是莫敖。莫敖屈瑕曾代表楚武王与贰、轸结盟，郧欲令随、州、绞、蓼攻楚，从中作梗，屈瑕当机立断，在蒲骚大败郧国军队，终盟贰、轸而还。接着又领军打败绞国，迫其订城下之盟。从这些政治、军事行动看，屈瑕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代表楚武王领兵出征、结盟，主持军政大事。另一位莫敖屈重，当楚武王在攻打随国途中病逝，他以楚武王代表的身份与随订盟，并与随侯会于汉水之滨。可见其时莫敖位尊权大，是仅次于王的官职(贵族)。就在这次攻随时，楚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令尹的官名与首位令尹斗祁其人《左传·庄公四年》。）尽管令尹斗祁列在莫敖屈重前面，但当时令尹作用却无莫敖突出。楚文王时继续设置令尹(《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武王时令尹斗祁，文王时令尹彭仲爽，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两位楚国令尹)，莫敖一职地位从此逐渐下降了，令尹则位显权重，成为执掌楚军政大权的百官之首(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楚康王时莫敖排列在令尹、司马之后。故从楚成王以后，令尹已为百官之首，莫敖一职的性质与地位则已转变。)。从莫敖到令尹，应是楚国官制的重要改革，因为莫敖，毕竟带有旧氏族贵族的色彩，而初时的令尹，并非一定由贵族担任。如楚文王时的令尹彭仲爽，就是“申俘”。
　　楚武王时期，除设莫敖、令尹外，还设有军率。“[若阝]俘”观丁父被任为军率后，在克州、蓼，服随、唐，开拓群蛮之地等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故为楚国后人所追述。可见军率一职，是指挥战争的重要职务。后来楚官制中不再见有此职，可能是楚武王在战争中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职务，战罢即撤。
　　据《说苑》载，楚文王时有一个叫保申的，严厉批评楚文王贪恋田猎、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行为，并以“先王之命”予以笞打。这个保申就是类似“师保”之官。楚人好卜，保申既掌保养、教诲之职，又司申卜、问凶吉之事。商周奴隶社会的天人合一、政权神权并重的统治特点，楚国其时亦已具备。
　　此外，楚武、文王时期，众多的文臣武将累累见于史籍，如武王时有参政议政与决策的斗伯比(斗伯比，楚大夫。他为楚武王攻随服随，出谋画策，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载，他认为莫敖屈瑕骄傲轻敌，伐罗必败，可见是楚武王身边很有才干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以及出使随、黄等国的章、领军出征的斗廉等。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已建立起以王为首，王、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
　　对已征服的各地统治，楚国仿照周制，亦实行封邑制。如早在西周时期，熊渠就分封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后来氏又“食邑于[艹/为]”。春秋以降，直至战国末，楚国封邑制长盛不衰，所以封邑制是楚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楚国的兴衰相始终。但另一方面，楚武王又开创县制，灭权后改为县，这可能与鉴于西周分封制导致诸侯坐大弊病有关。楚文王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七年》)，从此，楚国县制也日益发展，与封邑制长期并存。
　　楚武、文王县制的创立，是楚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对楚国的崛起与强盛，起了显著作用。首先，楚文王时期设立的县，均在楚国北境，既是北通中原的信息窗口，又成为争霸中原的战略要地。如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境，是当时北通中原的门户。申，在今河南南阳境，紧连方城(申之北有方城山，南北绵亘数百里。楚国筑城于此，成为战略要塞，号称楚国长城)，成为楚国北上的战略要地，对后来楚国称霸中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息，则在方城南淮水北，成为后来楚国东拓江淮必经之重镇。可见楚武，文王灭国为县，是从战略需要考虑的，是楚国奴隶制政治、军事发展的重要步骤。
　　其二，加强了君主专制，削弱了世袭贵族势力。县之长官，先称县公、尹，后又称令、大夫，一般仍由贵族担任，但已不是“封”，而是“使”(任命)。如楚武王克权，先任斗缗为尹，后迁权于那处，任阎敖为尹。而战略要地的申，历春秋各代，几乎每一、二代就有一位新的县公，足见申县已由楚王直接控制。
　　楚王由于直接掌握县，便可大胆放手地在县建立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如后来见于史籍的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就是以县为单位的楚国地方部队。而其中尤以申、息之师最具有战斗力，御秦抗晋，南征北战，为后来楚之立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出河南邓县往北往西，许多以申营为地名，与当年申之师频繁出征不无干系(笔者曾带领学生至西安、洛阳等地进行史迹考察，途中所见称“申营”的地名不少，可能与当年申地军队征战有关。因乘车途经这些地方，未查阅当地史籍记载和实地考察，或不实。）其三，国家直接向县邑征收军赋，增强了国力。灭国为县后，县邑是要直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服宋后，庄王弟子重以为有功，请取申、吕为赏田。申公巫臣反对，理由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 ，以御北方。”楚康王时，司马掩书土田，其目的就是“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能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摊派军赋，如无国家直接控制的县邑，是不可能进行的。楚武、文暨后来成、庄诸代，楚国之迅速崛起，饮马黄河，观兵周疆，北争中原，与县邑源源不断的物力、人力的供应支援，有直接关系。因此，楚武、文王首创县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它标志着楚国奴隶制的重大发展。


　　子文执政后，留下的历史佳话也很多。据《说苑》载，子文族人犯法，被廷理(廷理，楚国执掌刑法之官。)拘捕，后听说是子文族人，立即释放。子文听说后，对廷理批评说：
　　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
　　子文一方面批评廷理，另一方面又教育族人主动伏法，廷理害怕，就对其族人执行了刑法。另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等记载，子文又是一位清廉勤政、律已恤民的执政者。如《国语·楚语下》说：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一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之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语：
　　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从上述记载，可知斗子文是春秋前期颇为先进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子文任令尹期间，还有一大历史佳语，也是值得注意的。《论语·公冶长》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从有明确记载看，子文从楚成王八年任令尹后至楚成王二十五年让位子玉，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在这二十七年中，他曾“三仕”、“三已”，一方面说明其地位之重要，楚成王曾三次请他出任令尹；而另一方面，所谓“三已”、“三舍”则是子文主动请求的，具有荐贤、任贤的意思。如他让位于子玉，就是在子玉攻陈、取焦、夷，城顿立有大功的情况下提出的。当吕臣反对时，子文理直气壮地说：“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任，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可见子文的让位，是为了荐贤，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子文是继斗祁、彭仲爽之后的著名令尹，前两位见于史籍记载不多，但从子文的言行和政绩看，可知楚国任命的令尹，应具有文武兼备的治国本事。
三、楚、齐争战与楚成王后来居上
　　楚文王时期，齐、楚已呈对峙之势，但楚国因楚文王早死，堵敖在位三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楚成王年幼即位，子元乱国，至公元前664年(楚成王八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子元乱平、子文被任为令尹，楚国政局才渐趋稳定。其间历经十余年，楚国无力外顾，社会经济发展当亦受到影响。齐桓公则气势正盛，横行中原，号称“侯伯”。齐、楚对比，楚国暂时落后了。
　　楚成王、斗子文执政后，面对齐桓公这位赫赫威名的第一霸主，他们毫不气馁，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巧与周旋，另一方面则捕捉时机，大胆进取，在与齐桓公的争霸中，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当时齐、楚争夺的焦点。自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伐郑失败后，楚成王、斗子文于公元前659年、658年、657年三年中连续攻郑，郑国招架不住，郑文公已欲求和。郑大夫孔叔以“齐方勤我，弃德不详”(《左传·僖公三年》。)为由反对，郑才继续亲齐。齐桓公为救郑防楚，亦连续三次与中原各国会盟。齐、楚关系极其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