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一句名言，说是“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并引申出：“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段话出自一篇有名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发表于1928年1月，谈的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完结，而且断断续续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8年。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来后，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来后，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