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魏国的贵公子，居然能够去拜访、亲迎一位看守城门的小人物，并表现出如此异常尊敬和谦恭，实在难能可贵。它强烈表现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美德，闪烁出深邃的思想光彩。 (二)见义勇为，救人急难。 在秦国“进兵围邯郸”的严重时刻，作品形象地描绘了平原君、魏王、信陵君的不同反映：平原君是“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表现了他的焦急和无能；魏王则是“恐”和“畏”，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懦弱；只有信陵君，“数请魏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在这鲜明的对比中，突出地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舍生相救的高贵品格。在情节上，为他求教侯嬴做了铺垫。在救赵途中，他不忘战友，求教寒士：“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他明察自省，引咎自责：“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他谦恭谨慎，不耻下问：“公子再拜，因问”；他虚怀若谷，采纳善言：“公子从其计”。从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信陵君从谏如流，纳入善言的性格特征。 在信陵君救赵的刀光剑影中，虽然记叙较为简练，但却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高尚品德，形象地写出了他是个有勇有谋的治国人才：他“矫魏王令”，他“将晋鄙军”，他“勒兵，下令军中”，他“进兵击秦军”，终于胜利完成“救邯郸，存赵”的历史使命。这样，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品德，所以才完成了窃符救赵的大任。侯嬴，这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另一重要人物。他虽然有着和信陵君绝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作者仍把他的理想，倾注在这位“夷门抱关者”身上，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寒士”形象。


(一)地位低贱，品行高洁。 作品首先介绍了侯嬴低下的社会地位：“年七士，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又老又穷的“夷门抱关者”，却有着贫贱不能移的铮铮硬骨，对公子的“厚遗”“不肯受”，他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这掷地有声的豪迈语言，突出表现了这位老“寒士”品行的高洁。出于阶级的本能，在贵族公子的热情礼遇下，他不得不对其真伪做一番认真的考察，于是他“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于是他“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表现了他的沉稳老练。但当地发现信陵君不仅态度谦恭，而且心地真诚之后，他便也以诚相待，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他才有意识地让“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他才为其推荐了另一位贤士——屠者朱亥，使其在伐秦救赵的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作品采用对比的手法，在表现社会地位高贵的信陵君不居傲，“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可贵精神同时，突出表现了社会地位极为低贱的侯嬴，“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的高尚品德。


(二)远见卓识，足智多谋。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主要依仗于侯嬴，否则，“欲赴秦军”的信陵君必将落得“肉投馁虎”的结果。作家怀着满腔热情，形象地写出了侯嬴过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信陵君“辞决而行”后，侯嬴准确地判断他还会回来，理由是：“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在信陵君向他求教时，他依据军事常识提出：欲夺晋鄙军，必先窃得兵符，并只有如姬能做此事。在信陵君将行之时，他精明地预见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因而再次推荐朱亥，以备晋鄙“不听，可使击之。”果然，信陵君在伐秦救赵中，他的预言在客观实践中诸一得到了应验。这样，作品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侯嬴足智多谋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寒士”典型。


(三)忠于知己，死而无怨。 由于侯嬴亲身受到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精神感召，所以在国家、知己有难之时，他便挺身而出，真诚举谏，并决心以死相报。他对信陵君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果真，当魏公子至晋鄙军时，“侯生果北乡自刭”。通过侯嬴感人的语言，悲壮的行动，作家完成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拼力死命的有功之士”的形象塑造，由衷地赞美了他为国捐躯，为知己而死的崇高精神，表达了司马迁“忠于知己”、“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念。 《信陵君列传》，在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方面，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汉代史家班固评价《史记》时说：“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汉书·司马迁传》)


(一)在典型事件发展中塑造人物。 司马迁善于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能代表其历史功过与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渲染，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鲜明、生动地突出出来。《信陵君列传》就选取了“窃符救赵”这一典型事件，在情节的发展中，表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特征，“迎侯生”——表现仁而下士，谦而礼交；“别侯生”——表现从谏如流，纳入善言；“战秦军”——表现舍生忘死，救人急难。对侯嬴的刻画亦是如此：“观公子”——表现地位低贱，品德高洁；“谏公子”——表现远见卓识，足智多谋；“北乡自刭”——表现忠于知己，死而无怨。这样，人物性格便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愈显鲜明，收到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
(二)以富有代表性的细节刻画人物。 《信陵君列传》塑造人物形象，固然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但是作家对表现人物性格无关的具体过程，如：如姬盗兵符，魏公子战败秦军，则一笔带过，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能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描写上。他用那支传神之笔，将人物描绘得须眉毕露，栩栩如生。在信陵君自迎侯生时，他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举动是：“为寿侯生前”。如此，一位身份高贵，但却“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公子形象，便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侯嬴考察公子时，他的举动是：“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他的神情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一位不卑，不亢，不轻信，重实际的孤老、贫困的寒士形象，生动逼真地跃然纸上，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三)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 作家在运用语言、行动描写人物时，依据情节和性格特征的需要而有所侧重。在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特征时，主要运用行动的描绘，绝少使用语言描写，在“迎侯生”的重要情节中，信陵君没有讲一句话，全部通过动作来表现：“往请”、“置酒”、“自迎”、“执辔”、“起为寿”。因为礼贤下士绝不是夸夸其谈、花言巧语可以奏效的，关键是实实在在、诚心诚意的行动。正是信陵君那默默不语，谦恭诚挚的态度，博得了侯嬴那颗忠诚的心。对侯嬴，除去以行动表现他的性格特征外，主要地运用语言描写，如他关于“窃符救赵”的主张；关于“夺晋鄙军”的计谋，突出表现了他“忠于知己”的性格特征。因为侯嬴本来是深得信陵君器重的贤士，在国家、知己处于危难之时，出主意、想办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语言的描绘是不可少的。正是这种切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的语言、动作描写，鲜明地表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 做为贵族公子和贫寒之士的典型，信陵君和侯嬴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信陵君，做为贵族公子，他的政治远见，思想品德，远远高于同时代其他贵族公子之上。其时，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都曾以“好客”、“养士”闻名，但他们和信陵君却有极大差异：平原君是不识人、假爱士；孟尝君是任侠奸人，不问品德。信陵君却是慈爱谦和、知人善任，尤其重视有才德而不愿为官的隐居者，绝不以结交地位低贱的人为耻。因此，他才得到了侯嬴、朱亥这样贤德之士的舍生相助，完成了伐秦救赵，实际上也是自救的历史壮举。明人王世贞说：“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
(《委宛余篇》)这正是信陵君这一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所在。 侯嬴，他也是司马迁心目中敬佩的人物。战国时期的“食客”不少，诸如程婴、公孙忤臼、专诸、豫让、聂政等，但他们多是出于个人的恩怨，为主子的私利而去拼死舍命的，“君”与“士”之间多是收买与被收买，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因而没有多大社会意义。侯嬴则与他们不同，他与信陵君的关系是以义相扶，共同为保卫国家效力，因而他的“士为知己者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 正因为《信陵君列传》成功地塑造了信陵君、侯嬴这样不朽的历史人物典型，鲜明地展现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深刻地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所以才具有如此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累世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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