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之役的同时，适以太平军之乱方殷，英法于战争结束后，最初尚保持中立，及于1860年间，从清政府方面获取许多利益，为确保其通商，乃转而对清廷加以支持。英国之“中国舰队”司令海军提督何伯为保护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贸易安全，乃决定与清军配合协同作战，长达年余之久。表面上看来，英国对华政策似乎有了转变，表现友好。实则其一切的作为乃在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不意，双方相安无事之后的数年，又因“云南事件”引发中英之间的轩然大波。

　　云南事件(Yunan Case)发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2月21日，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故又称为“马嘉理事件”(Margary Case)，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英方原本即含有阴谋，故为云南当局所不欢迎，因而有此一不幸事件之发生。说来本是一椿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碟，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

　　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ice-Adm. A.G. Ryder)，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交涉期间所作的活动情形。他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内与威妥玛密商大计之外、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要港口：天津：“克鲁夫勒号”(Groveler)，烟台：“吉斯瑞尔号”(Kestrel)，上海：“塔利莎号”(Thalia)及“哈尔奈特号”(Harnet)以及旗舰“警醒号”(Vigilent)，汉口：“蚊子号”(Mosquito)，厦门：“赫特号”(Hart)。[18]不过，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压，认为兵力不足，拟向英国政府求援增兵。但瑞德尔却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舰队”现有兵力已经足够应付当前的环境。故当1876年8月21日烟台会议时，瑞德尔非特亲自陪送威妥玛从上海到烟台，且还令其部下兰布尔(Lambert)率领一支所谓的“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前往大连及牛庄，以为声援。[19]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出发前往烟台谈判时，一部份天津士绅乃出面请愿，要求李氏不要轻易前往，以免为英人挟持。李氏识破其计，不以为意，依然如期前往，并乘机参观英、德军舰，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以示其不受要胁。[20]卒于是年9月13日与威妥玛达成协议，签订烟台条约。除允诺赔偿恤金200,000两外，并又增开重庆、芜湖、宣昌、温州、北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依据史家米契(A. Mickie)之见，以为从表面上看来，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停泊在数百里外大连的“中国舰队”之“飞行舰队”(the flying Squadron)。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作者：王家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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