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在2011年的年末，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将公众的视线又聚焦到了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上面。 虽然这份通篇使用数字来表达中国与小康社会距离的报告对于基尼系数使用了“略高”这样的一个模糊的形容词，但也有不少人士注意到，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 “后来的基尼系数肯定是算过的，不算他不知道，无法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猜测。 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在过去20多年间，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 这个后来由李实牵头的课题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多年前早已突破所谓0.4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李实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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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距约3.3倍 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 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然而，这样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指标，在中国却不得不面对特殊的国情。
“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可分别通过城乡居民住户收支调查的原始资料计算得出，但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户调查尚未一体化，所以，还不能直接通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得出。”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在注释中对无法公开基尼系数的原因解释道。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队至今仍区分为农调队和城调队，数据无法自然接轨也在情理之中。至今，仍有不少经济学者倾向于将农村与城市的基尼系数截然分开。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应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程永宏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只关注农村或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
在十多年前，由于依赖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二元统计数据，许多学者也不得不分别计算农村、城市两者的基尼系数。例如李实的课题组1995年测算出0.455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同时也算出了农村内部0.34，城市内部0.28的基尼系数，两者都远低于总体的基尼系数。
如果只保留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分组基尼系数，则城乡差距将被人为抹平，参考价值将毫无疑问打上折扣。 在主张二元基尼系数的学者看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的警戒线，因此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仍然非常稳定。
而如果将城乡一体考虑计算，学界的估算值基本都在介于0.45-0.50之间，提醒着决策层保持警惕。“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在3.3倍左右，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无法忽略的事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报记者表示。
“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可分别通过城乡居民住户收支调查的原始资料计算得出，但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户调查尚未一体化，所以，还不能直接通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只能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得出。”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报告》在注释中对无法公开基尼系数的原因解释道。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队至今仍区分为农调队和城调队，数据无法自然接轨也在情理之中。至今，仍有不少经济学者倾向于将农村与城市的基尼系数截然分开。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应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程永宏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只关注农村或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
在十多年前，由于依赖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二元统计数据，许多学者也不得不分别计算农村、城市两者的基尼系数。例如李实的课题组1995年测算出0.455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同时也算出了农村内部0.34，城市内部0.28的基尼系数，两者都远低于总体的基尼系数。
如果只保留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分组基尼系数，则城乡差距将被人为抹平，参考价值将毫无疑问打上折扣。 在主张二元基尼系数的学者看来，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的警戒线，因此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仍然非常稳定。
而如果将城乡一体考虑计算，学界的估算值基本都在介于0.45-0.50之间，提醒着决策层保持警惕。“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在3.3倍左右，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无法忽略的事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报记者表示。
与统计局调查方法迥异
在2007年李实课题组第四次大规模测算基尼系数时，不仅分别测算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也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而且，依旧采取了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调查的方式。
“要保证基尼系数的可靠性，首先要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其次是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最后才是计算方法的问题。”李实介绍。
课题组所抽取的样本几乎都在一万份以上，而在2007年，样本数量更是达到了2.3万，都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不是课题组所能承受的，选择与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合作成为了无法避免的选择。
“统计局进行入户收入调查基本上都有10万以上的样本，城市5万，农村6万，我们主要是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李实说。
尽管以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为主，但李实的问卷却得出了与国家统计局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因是两者的问卷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城市调查中，国家统计局只计算现金收入，而李实课题组除了现金收入之外，还让样本填写实物收入的情况，另外，对于自有住房者，除非其对外出租，否则统计局不计算其租金，但课题组则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包含在内。
“你有房子，让别人住和你自己住，性质是一样的。租给别人能获得租金收入，自己住也应该看做是等值的收入，实际上也是其收入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通过交易过程反映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要花钱，这个和你自己有房子自己住，效用是一样的，一个是花钱的一个不花钱，之所以不花钱因为是你过去投过资了，现在获得的是投资收益。”李实解释。
随着十年来的房地产价格日益高涨，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在个人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据李实课题组的估算，2007年这部分租金大概占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李实课题组还对难以调查的高收入人群进行估算，从而让收入分组的数据变得完整。
“问卷不可能得到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收入的情况，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所以只能够根据掌握的其他数据进行估算。”李实介绍，以2007年的调查为例，当年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48，但如果加上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估算，基尼系数可能上升到0.52-0.53。
尽管与原来的数据差异只有0.04，但反映的收入差距却极其巨大。
“基尼系数的特点是有递减性，当收入差距不大的时候，基尼系数的反映更为敏感。比如两个人的收入差距从两倍扩大到三倍时，在基尼系数上就表现为从0.17变为0.25，而当他们的收入差距从10倍扩大到15倍时，基尼系数的反映就只是0.41到0.44，所以尽管从0.48-0.50，看上去变化不大，但它反映的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也许是30-50倍。”李实说。
在2007年李实课题组第四次大规模测算基尼系数时，不仅分别测算城市与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也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而且，依旧采取了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调查的方式。
“要保证基尼系数的可靠性，首先要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其次是样本数据的可靠性，最后才是计算方法的问题。”李实介绍。
课题组所抽取的样本几乎都在一万份以上，而在2007年，样本数量更是达到了2.3万，都需要挨家挨户上门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不是课题组所能承受的，选择与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合作成为了无法避免的选择。
“统计局进行入户收入调查基本上都有10万以上的样本，城市5万，农村6万，我们主要是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李实说。
尽管以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为主，但李实的问卷却得出了与国家统计局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因是两者的问卷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城市调查中，国家统计局只计算现金收入，而李实课题组除了现金收入之外，还让样本填写实物收入的情况，另外，对于自有住房者，除非其对外出租，否则统计局不计算其租金，但课题组则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包含在内。
“你有房子，让别人住和你自己住，性质是一样的。租给别人能获得租金收入，自己住也应该看做是等值的收入，实际上也是其收入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通过交易过程反映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要花钱，这个和你自己有房子自己住，效用是一样的，一个是花钱的一个不花钱，之所以不花钱因为是你过去投过资了，现在获得的是投资收益。”李实解释。
随着十年来的房地产价格日益高涨，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在个人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据李实课题组的估算，2007年这部分租金大概占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李实课题组还对难以调查的高收入人群进行估算，从而让收入分组的数据变得完整。
“问卷不可能得到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收入的情况，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所以只能够根据掌握的其他数据进行估算。”李实介绍，以2007年的调查为例，当年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48，但如果加上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估算，基尼系数可能上升到0.52-0.53。
尽管与原来的数据差异只有0.04，但反映的收入差距却极其巨大。
“基尼系数的特点是有递减性，当收入差距不大的时候，基尼系数的反映更为敏感。比如两个人的收入差距从两倍扩大到三倍时，在基尼系数上就表现为从0.17变为0.25，而当他们的收入差距从10倍扩大到15倍时，基尼系数的反映就只是0.41到0.44，所以尽管从0.48-0.50，看上去变化不大，但它反映的实际收入差距扩大也许是30-50倍。”李实说。
潜藏社会危机动因 看到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已经有不少学者坦言，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堪比某些因贫富不均常年动荡的国家。但关于0.4警戒线的预言始终没有应验，这是否意味着基尼系数在中国国情中的失效？ “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基尼系数在扩大，但中国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为高速经济增长，哪怕是最低收入人群也能改善生活，因此社会稳定能够保持。”在李实看来，基尼系数只是观察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一定直接演变为社会不稳定，“为什么中央领导一直强调经济增长，要‘保八’，遏制失业增加？失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收入差距更大，另外，不同的政府对社会稳定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有时候一些短期的维稳手段也能起到暂时的效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让政府对高速增长以及社会维稳始终无法放松。“从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就上升0.76个百分点。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变的话，根据这个数据来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 57%。”王小鲁坦言，正是由于基尼系数的逐年升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到位。 药方并非没有开出，包括李实在内的学者都认同“限高，扩中，提低”，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全面覆盖社会保障、提高全民教育等正在实行的长期政策。但拐点何时出现，是否会出现，仍旧没有答案。 “未来五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很难看到的，”李实说，“如果经济上陷入衰退，或者经济增长突然降下来了，首先面临的就是失业问题。失业一旦出现，再加上这么大的收入差距，一旦经济发生问题，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往往都是低收入人群。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老百姓心理不平衡，一旦被打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