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慈善捐款不再是私人事务，获奖不捐成为了“道德不正确”
在 中国，慈善捐款已经不再是一件单纯的私人事务，而变成了可以供众人评说议论的公共行为。公众人物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都被舆论严密监督着，动辄就会引起 不满遭受批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最美妈妈”吴菊萍坦承公司所发的20万奖励自己要留着用，以改善家人的生活，但同时也担心网 上的议论，“怕被否定、怕被质疑。”吴 菊萍的担心不是毫无道理。个人慈善捐款在中国常常需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尤以汶川地震刚结束时的逼捐潮为甚。很多企业家、演艺明星在汶川地震后，因 捐款数额被网民认为过低，而纷纷被列上了“捐款铁公鸡排行榜”，遭到网民谴责、辱骂甚至电话骚扰。还有一部分人发起了对少捐或者 不捐的外国企业的抵制行动，甚至出现了围攻麦当劳的举动。而在过往对于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上，“模范人物又献爱心捐出奖金”的报 道也屡见不鲜，如小悦悦事件中的陈贤妹，武汉爆炸案中的立功护士。因美德行为而获得的奖金，似乎不捐出去已经是一种道德上的不正确了。

逼捐实质是道德暴力，作为社会规范道德并不具备强制约束性效力
以 道德的名义，让他人捐款，听起来十分道貌岸然。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道德只宜律己不宜律人。我们既不能鼓动他人去牺牲，也无权要求他人高尚。道德作 为一种社会规范，并不如法律一般有约束性效力，不具备强制性。试图通过种种手段使用“道德大棒”要求他人作出慈善行为，不仅帮不 了慈善，反而是在毁了慈善。希望有能力的人能更多地回报社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施以舆论暴力，则是矫枉过正。捐 款作为一种善行，更多的是爱心自觉，而不能成为道德要挟和道德勒索。以是否捐款和捐款数额作为衡量标准贴道德标签，将捐款视为有财富者和道德模范们的必然 行为，本质上都是挥舞着“道德大棒”来要求他人。即使是面对灾难，是否捐款也没有道德上的义务限制，而是个人或者社会考量后自主 作出的选择。当道德表现为一种暴力，本身也就成了缺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是道德完人，可以作出道德评判。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在一次公益演讲时感慨，被逼捐的感觉如同被强奸。

逼捐最流氓之处在于限制自由，川震后企业受舆论压力扣除员工薪水作为捐款便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 自由之于人类，就像亮光之于眼睛，空气之于肺腑，爱情之于心灵。”这是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著名律师英格索尔的一句话。逼捐之所以应该被批判，核 心就在于它限制了人的自由。
事实上，具体到自身而言，几乎每个人都明白：捐赠与否、捐赠多少和捐赠给谁都是个人的自由。但当坐标改变，捐赠者换成了别人的 时候，不少人却拿出了另一套衡量标准。在汶川地震之后，备受指责的王石捐不捐款、捐多少其实都是他的个人自由，外人无权干预。但当很多企业受于压力，直接 从员工薪水中扣除部分作为捐款额时，便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了。

集体主义价值观推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我牺牲的价值追求默许了“逼捐”的存在
提 到逼捐，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网络暴民”，但他们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捐款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媒体也难辞其咎。近年来，由 于社会的诚信缺少，媒体有时更多地注意“正面”教育。于是，只要有人成了英雄模范或道德先进人物，其言行就要和常人拉开距离了， 一下子变得不食人间烟火。本来产生于平民百姓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也会因为要处处保住自己的“形象”，只好或主动或被动 地“配合”有关方面和媒体。
然 而，无论是网民还是媒体所营造出来的“逼捐”环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需求。自“雷锋时 代”起，充满爱心又无私奉献的人就是宣传工作重点塑造的社会精神领袖，以达到改善社会道德风气的教化作用。在这其中，对于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 历来不受重视。中国现在倡导“以德治国”，又一直坚持着集体主义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恰恰是集体主义所推崇的。但是， 在集体主义价值观里，人是没有权利为自己生存的，服务他人才是其生存的唯一理由，自我牺牲也是其最高的道德责任、德性和价值。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才催生 了“逼捐”的大环境。

道德上的纯洁和无可挑剔，曾经是中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至今也未有大的改变。

从道德的角度考察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高尚”，“低下”之外，其实还有一种状态，叫做“合 格”。“逼捐”之所以流氓，就在于它以道德的名义，侵犯了人处于“合格”状态的自由。而这 一切，隐藏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