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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哲学里，时间只是一种测量的时间、一个现成的现在之流，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自由——神（上帝）的假设和灵魂不朽——即超越时间。的确，神（上帝）的假设和灵魂不朽可以解决人的时间性存在与自由存在之间的矛盾，但这种假设的前提是人终有一死，即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信仰为人类建构的“终极存在”这种非时间性的存在必须以时间性存在作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存在自身必以时间为前提。时间是存在的时间，存在是时间的存在，任何时间只能是具体的时间，任何存在只能是具体的存在。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必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不能割裂为时间存在和自由存在两个方面。这样，在人的生命整体中，自由不再与时间相分离，相反地，必以时间为根基。
    讨论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人——马丁·海德格尔。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哲学对死亡和生命存在研究的突破，是以海德格尔为标志的。近年我国对“死亡与艺术”这一论题的讨论，也多以其理论为起点，为其理论引出。承接狄尔泰的研究，海德格尔突破了康德的局限，把人定义为时间性的存在，从而将时间与存在联系起来。他认为，存在是与人共属的存在，人也是与存在共属的人。“在”就是“我在”，就是作为此在之我的生存活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人作为此在而存在，领会着世界而存在。作为有限的此在，人类没有理由为自身之外的目的生存；但死亡于他并非外在事件，而是作为此在最本真的可能性存在而展开的。既然人类不能用既定的某种东西来界定，就只可能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既然此在终有一死，此在就是向死亡的存在，受到死亡的规定。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在生命中，此在才能先行到死亡之中，把死亡作为自身的可能性来承担。此在的存在之所以是一种整体存在，并不在于它活着，而是因为它是包含着死亡的生命存在。真正的生命存在活着，同时也死着，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把人类生命的整体存在分为本真方式和非本真方式两种。非本真的方式不是先行到死亡之中，把死亡作为死亡本身展开来，而是逃避死亡，沉沦在世。死亡被理解为自身之外的可能事件，非本真的向死亡存在就是预期着死亡而存在。本真的方式则是先行到死亡中，把死亡作为可能性无遮蔽地展开来，成为自由的自身。向死亡的存在就是整体的存在，向死亡存在在生存活动中就展现为时间性。时间成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提，意味着本源时间意识的觉醒。在本源意义上，时间性就是向死亡展开。时间性的统一展现——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展现——整体存在才成为可能。所以，整体存在必须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一。海德格尔认为，过去（已在）并非不存在，此在只能是已在的存在，已在就是曾在，而且一直在，此在作为自身存在总是已在。如果此在虽曾在但目前已经不再在，就说明它已不再作为此在存在。只有自身曾在而且一直存在才是此在的存在具有同一性。如果自身存在总是已在的存在，那么先行就是一种重演。已在在重演中继续存在。任由过去，就因为过去还存在。不过，此在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因为已在，更由于此在的存在是将来的存在。将来是已在的前提，换言之，此在有将来，它才能有已在。倘若此在没有将来，它就取消了自身。因为存在即时间性的存在，此在只能取消各种日常可能性，但绝对不可能越过死亡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之，此在只要存在就必有将来，就是将来的存在。将来并非“什么”，并非现在尚不存在以后才出现的“什么”。如此理解的“将来”是概念的、抽象的将来而非生存性的、实际的将来。作为时间性的一种方式，将来现在就存在，作为可能性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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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出发，海德格尔批判了非本真性存在，他认为非本真的存在者因担心死亡、逃避死亡而不再持守死亡，遗忘死亡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而遗忘了自身。不同于本真的存在总是和将来与当前同时展现，于此在相遇的存在者总是作为他自身呈现出他自己，非本真的存在总是让存在者作为某种——如可做的……，紧迫的……，不可或缺的……，可满足的……什么而出现，以对存在者有所求，有所期待为前提，这就关闭了自身，关闭了此在的本真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异化。近代以来，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眼光不再只盯着来世而转向现世，现实人生得到高度的重视。与此相伴的，是孤独感的增加，荒原感的凸现。人类从有限的存在转为有限性的存在，死亡不再是群体性的问题而成为个体性的问题。扩张生命、超越死亡的有效方式似乎就是竭力抓取眼前可资证明自我存在，显示自我尚有生命力的东西。其结果就是把肉身等同于生命。这是一种以终止价值关怀的生存方式对生命的追问和回答，其特征是占有外物。然而，当死亡来临之时，占有者终于发现，占有与死亡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死亡使占有与其结果成为悖论。当我们将整个生命耗费于维持肉身的存在时，生命不可能不被“物”分割得支离破碎，物的尺度已内化为生命价值的尺度。回避死亡的最终结局是取消生命的真实性，这种生存假象在死亡降临时暴露无遗。非本真的存在即让存在者作为某种什么出现，以前做过某事，现在应该如何做，下一步该如何做，……时间被领会为不断到来而且可以取之不尽的东西。

死亡之是一件倒霉的事，谁死了，即谁被抛在时间之外。生者在悲痛和同情之时，也在庆幸自己的活着。以掩盖死亡来安慰自己，使自己安于日常状态，安于某种什么。这实际上关闭了可能性的展开，因为人是同时包含了已在、现在和将来的整体性生命，时间即其存在的展开。沉溺于日常状态，就意味着错过了自己种种可能性存在的展开，从而浪费了时间，虚掷了光阴，也就遗忘了自身。人类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可能性的存在，有着种种可能性。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就是珍惜自身种种可能性的展开。人类生命不是实然的、现存的，而是应然的、可能的，向未来敞开着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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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可以明了，超越死亡并不指超越时间的规定，进入一个非时间的领域，而是充分展开我们的可能性，使我们成为他人的已在，融于后人的视界，在后人的生存中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从而获得永生。一旦我们脱出他人的视界，我们的生命就此终结。具体地说，就是在时空上离开他人之后，他人的生活和生命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也就是对死亡的超越。由此，我们便可知晓为什么自己、尤其是老人担心被人认为“没用”；为什么有个性比没个性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成为名人；为什么有时人们愿意在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贴本的情形下做一些事……这些，正是人们追求永恒的努力，是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采取的积极行动，目的是反抗死亡，泯除死亡恐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更好地理解创造的特质。与物是某种什么不同，创造永远不是创造某种什么，它只是可能性的展开。因而，创造是人类活动的核心。创造活动起于对死亡的超越和征服、对永恒的追求与渴望。获得永恒就是在人类的精神文化中打上个人的烙印，成为他人的视界——文学艺术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一句话，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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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主体与对象、生存与死亡、理想（将来）与现实（现在）是分离的。现实意味着人的有限，人却通过艺术想象自己的无限；死亡意味着自我的解体，艺术却是人类伟大的表征，理想给了人类超越现实和战胜死亡的勇气。艺术最可贵之处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展现出各种生命自身和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使欣赏者领悟生命的丰富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创造新的生命可能。艺术超越现实解释，创造了超越的意义世界，它揭示了主体的想象力和直觉力，突破文化障蔽，直接领悟存在本身，获得生命的真正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性即否定性，艺术是对现实的批判，它克服了现实认识和现实价值的局限，使人获得自由的意识，通过对现实人生缺陷的解释和现实世界的批判，使人产生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意识，引导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可以说，艺术的真正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艺术，没有死亡，人类便无所畏惧，无所悔恨，无所理想，也不用创造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弥补现实人生的遗憾，满足对永恒的追求与向往。正是由于死亡的不可避免，人们才创造了艺术，唤醒人类激发人们改造现实、超越现实，超越死亡的激情，使人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便是艺术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动方式的主要原因。


人类的第一丝愁绪，是怎样诞生的？忧伤的人儿，都有过怎样的面孔？那难以表述又无可排遣的“郁闷”，这几千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巴黎大王宫正在举行的一场艺术作品展或许能够解答上述问题。

　　这一展览名为《忧郁——西方的天才与疯狂》，集中展示了从古希腊到当代２５０件表现“忧郁”的西方艺术作品，其中有古罗马的雕塑、中世纪的棺木画和装饰，也有西方各时期各流派的名家代表作和无名画家的作品，还有一些当代艺术作品。

　　 展览策划人、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主让·克莱尔先生说，古往今来，忧郁者的肖像多是目光迷失的沉思者，但作品的细节和背景因时代而异，从“创造力的源泉”到“撒旦的诱惑”，忧郁本身及对忧郁现象的阐释都是社会变迁的写照。

　　展览材料介绍说，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４６０年－３７７年）认为，良好的健康是体液平衡的结果，当“黑色（ｍｅｌａｓ）胆汁（ｋｈｏｌｅ）”过剩，人就会感到不明原因的压抑和苦闷，“忧郁”（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一词就这样进入了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是“神圣的疾病”，为天才发挥创造力和想像力打开了大门。因此，古希腊艺术作品塑造的忧郁者多为沉静、梦幻的形象。

　　在中世纪，忧郁被看作是受到魔鬼诱惑的结果，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那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经常将忧郁者置身于凄惨的背景，将他们描绘成枯槁、甚至丑陋的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光辉再度照耀欧洲，一度被妖魔化的“黑色胆汁”也被平反，人们认为忧郁能使灵魂升华，直至“理解最高最深的事物”，忧郁者的形象也因此恢复并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美好梦幻气质。

　　待到十八世纪，艺术家笔下的忧郁渐渐与疯狂和绝望相连。再后来的现代艺术家如挪威的表现主义大师蒙克，则倾向于运用强烈的色彩和扭曲的线条，表达战争和危机造成的焦虑和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历了３０年的辉煌发展，忧郁的主题似乎淡出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起，被医学定义的抑郁症成为西方社会的常见病，忧郁成为当代艺术热衷表现的题材。巴黎大王宫此次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代忧郁人，是澳大利亚超写实雕塑家罗恩·米克２０００年的作品《巨人》。这个栩栩如生的大肚子中年男人靠坐在墙角，手托着头，仿佛“郁闷”得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