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小留学生 

14岁半那年，章启月第一次去了美国。“1973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进入联合国工作了。当时我父亲是我国第一批派驻联合国的官员，叫国际职员。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然后，外交部就开始考虑，看看几位国际职员有没有这么大的孩子。1974年我就被派往美国学习语言。” 

到了美国以后，章启月开始学习应对种种变化和困难。“美国那种上课的方式，已经属于比较寓教于乐了，上课可以随便坐，坐着或躺着都随你便，很自由。”但是，对章启月来说，最艰难的还是语言这一关。出国前，章启月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去了美国以后，她感觉自己就完全像聋子、哑巴。有半年时间，什么都不懂。直到今天，章启月回忆起做小留学生时候的点点滴滴还是饶有兴致，“后来，我们又住到美国人家里。当时我住在纽约的黑人区，房东是我们‘小红房’学校的老师兼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这两口子人非常好。我每天上学都要坐地铁。纽约那个地铁特别可怕，黑咕隆咚的，声音特别刺耳，里面乱七八糟。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很紧张。”

美式英语中国根基 

从美国回来以后，章启月的英语口语比较地道，但是因为没怎么学过语法，根基其实并不牢固。“我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回来打的，在北外三年，把基础好好打了一下。”1978年1月，回国刚好一年后，章启月与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学子一起，跨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1979年，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开始第一次招生，当时章启月读大二，班上除了两三个人全都报名了，章启月自然也特别想报名。可是父亲坚决不让，“因为我爸知道我在美国学的英语很不扎实，所以就说，你现在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应该在北外好好把基础打好。”章启月还记得，那个星期天，她从学校回家，从进门开始，就不停地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爸爸是坚决不松口，就是说：“不行”。章启月一直跟他争取，最后也没有成功。章启月评价自己：“我还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孩子，不让报就算了吧。” 

后来，章启月发现爸爸其实是对的。“因为即使报考，第一年我肯定也考不上，这个考试不是简单地考外语。我觉得外语学到一定的程度，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思维问题，对文章的理解、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考试考的都是大篇的翻译，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我当时根本就理解不了。在大学里再用一年扎扎实实地提高一下，对我特别有帮助。”第二年，章启月又提出来报名，爸爸就没再反对了。章启月回忆，真正跟父亲在一起，把零星的时间都加起来，可能也只有六七年。在父亲去世前几年，父女俩住在一起。后来章启月又要出国工作，父亲1998年去世时，章启月没有能再见他一面，为此她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

女承父业外交缘 

在卸任外交部发言人后，章启月的下一项工作是赴比利时任大使。这让她和父亲的生命轨迹又添上了契合的一笔。 

1959年10月，章启月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父亲就是我国常驻比利时、日本大使章曙先生。章曙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197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而1995年，章启月也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父亲对启月的影响不言而喻，但章启月也坦言：“出生在外交官的家庭，并不是一件很优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很艰苦的。我的父母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出国了。父亲在伊拉克任职前后有10年，时间相当长。”当父亲离任回到北京时，章启月已是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章启月跟母亲到江西干校呆了两年多。 

小的时候，章启月跟奶奶住过一阵，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大一点了她也常住在父母朋友们的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那个时候外交官的孩子都是那样的。章启月童年的丰富经历，对她后来的性格和为人处世都有很大的影响。“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是我照顾别人。这是因为从小在家里没有人惯着。”

39岁当上外交部“嘴巴” 

1999年新春以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崭露头角的章启月，是上世纪80年代初钱其琛倡议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第18位外交部发言人，也是外交部近16年来第三位女发言人。 

章启月的“转轨”非常顺利，她很快进入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角色。据圈内人士评称：章启月反应敏捷，沉着坦然，答问从不拖泥带水，且回避有术。实际上章启月的职业生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前几个月的时候就已开始，章启月考上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阔别五年之久的纽约。 

一年培训深造的日子倏忽过去。1983年，章启月再次登上飞往纽约的班机。这次她是作为国际职员，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那几年，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在纽约三年，然后调到日内瓦一年，一共四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做同声传译，很多人觉得很神秘。现在章启月却认为，做同传和做发言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能不能做好，并不看一个人的临场发挥，而是看事先是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首先要对今天讨论的议题熟悉，甚至是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张嘴之前，你已经知道，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翻错了。所以，没有事先大量的准备，只靠在现场是翻不好的。章启月觉得，“在联合国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它给了你接触各种国际事务的机会，几年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对国际问题都摸了个遍。” 

这段经历也给章启月做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虽然当时她也没有想得太多，只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是潜移默化地就有一种沉淀。章启月说：“就像我老跟我的同事们说，你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用心。其实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用心和不用心，就很不一样。” 

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做同声传译的工作一共持续了五个春秋，然后她回到北京，进入人才荟萃的外交部国际司。从随员她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从国际司到新闻司，从多边事务到外交部的“嘴巴”。 

1998年晚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章启月结束了在纽约的三年任期后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成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外交部发言人。她在获得任命之际，还没有过39岁的生日。

家庭主妇30分钟做好晚饭 

章启月有一个17岁的儿子，提起他，这位发言人言语中充满了母亲特有的温柔，章启月说，孩子是她自己一手带大的，从没有请过保姆。多年前，她被派到国外工作，在与家人分离的两年里，她经常给儿子写信、打电话，让母爱滋润孩子成长。如今，尽管工作繁忙，但她仍然想方设法调和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只要在家，就多做一些家务，而且尽量做好，尽一个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责任和义务。章启月由衷地说：“职业女性光事业有成，而家里一塌糊涂，不能算成功。至少在心理上没能达到一种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协调好这种关系。”2003年第九届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章启月和许多代表一样被少先队员那篇献辞感动：“他们那一声声‘妈妈’，叫得我差一点掉下眼泪。以前，我的感情没这么脆弱，当了母亲之后特怕听这个。”会议刚刚结束，章启月就匆匆离去，她说，同是外交官的丈夫刚刚出差，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她放心不下。 

章启月和同是外交官的丈夫在儿子八岁时到国外工作了三年，那时没有现在条件好，作为母亲，虽然牵挂儿子，她也只能每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为了减轻对儿子的思念，她就把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以充实自己。在国内工作时，她除了工作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有一段时间，正是工作上比较忙的时候，儿子却生了病，每个月一次喉炎，每次起码折腾一周，晚上不能休息，但她还是尽量不耽误工作。在自己的父亲生病、公公住院时，为了保证丈夫的工作，章启月总是多承担跑医院、陪护的工作。那时候的她，感到特别的累、特别的疲倦，但她默默地承受着，因为她知道，酸甜苦辣的人生反而会成为一种丰富的阅历。 

章启月笑言自己也是一个贤妻良母，有空就会与家人在一起，“作为一个女人，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才是真正的幸福。”当记者询问她感觉工作压力有多大，章启月回答：“压力当然很大，但我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恬淡和自信，让章启月从容应对一切。曾骄傲地宣称：“所有的家务都自己做、30分钟可以做好晚饭。”的章启月却从不做豆角，因为“永远没有耐心把豆角炒熟”。

呵呵,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