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 (215 年) ，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此战东吴精锐尽出，十万大军竟为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合肥逍遥津一役，是张辽毕生最闪光的佳作，演义说“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可称为防守战术的经典战例。
一、合肥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胡注引《水经注》“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自芍陂上施水，则至合肥。淝水又北过寿春县北，入于淮”，“夏水暴涨，施合于淝，故曰合肥”。合肥北通淮河，南达长江，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更是曹魏军事重地。
1、防御上，曹魏东置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边，又扼孙吴北取徐扬之路。孙权屡攻合肥，就是希望将前线向前推进，以合肥为北屏障，以巢湖为水军根据地，必要时可以让水军北入淮河攻魏。
2、攻势上，合肥南控巢湖，遥望建业，能够对东吴构成威胁。曹魏随时可以自淮河调水军至巢湖集结整备，然後从濡须入长江攻吴。东吴不得不在濡须口夹水立坞，以防曹魏南下入江。
3、策略上，曹操时不时由合肥越巢湖发兵南下，把东吴的兵力和注意力长期率制于此，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安宁。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多年间只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
基於合肥的重要性，魏吴两国在此地先后展开数次大战，烽火遍及合肥、濡须等地。曹魏南下，吴守濡须以拒；孙吴北上，魏守合肥以待。
二、战役前夕的军事态势。
建安十六年，孙权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建石头城，改名建业。同时，吕蒙以“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为由，劝孙权夹濡须水口立坞。
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相拒月余，虽各有小胜，却难以为功，曹操只得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退军，并一面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面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但当初曹操军谯备边，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不听蒋济“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征令内徙，使“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导致“江西遂虚”，皖城实际已是座孤城。
建安十九年，孙权接受吕蒙“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有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的建议，亲率大军征皖，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督军急攻，一战而获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并男女数万口。待张辽率兵来救，闻城已拔而退。
同年七月，曹操知皖城失守，不顾贾逵、傅干等人的谏阻，忿然再次举军亲征，然“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军遂无功”（此战史无明记）。曹操始悟与其胶着于此，不如回师而西取张鲁。
建安二十年，刘备定蜀，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刘备当然不许，关羽尽逐权置三郡长吏。孙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刘备闻之，亲提五万大军下公安，遣关羽进益阳，争三郡，大战一触及发。是时曹操兵临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孙刘遂分荆州，重结旧盟。
这样，东吴西向无事，孙权遂把目光又投向东线的合肥。
三、战役的进程。
建安二十年，孙权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麾下将领有吕蒙、甘宁、凌统、蒋钦、潘璋、陈武、贺齐、徐盛、吕范、宋谦等；而合肥仅有张辽、乐进、李典及护军薛悌的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远在关中，无力赴援，兵力十分悬殊。
1、初战寒心魄。
早在曹操西击张鲁之前，交给护军薛悌一道秘密教令，函边写着“贼至乃发”四字。现吴军果真北上，张辽、乐进、李典、薛悌乃开函看教，教令上书：“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但敌众我寡，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皆疑，唯张辽领会曹操用心之所在。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睦，但为其坚决赴敌的精神所打动。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准备明日大战。
